杜月笙的1931（zt）
看纪实频道有关旧上海的节目有感，翻起以前看过的这篇文章，转过来给有兴趣的同学看，比较长，需要点耐心的说：）上海当然是一个传奇。
但这传奇却有不同的写法。
回想起二十年前的上海，会想起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蝴蝶派缝纫机，这些精致得象征着某种身份和权力的小器具，在一个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代表者一种流逝的高雅和气派。揣想十年前的上海，在耳鼓里彭湃的是浦东这个陌生的荒滩，一个一夜崛起的销金之地，现在，夜空中显影的是五颜六色的聚光灯，光柱中矗立的金贸大厦和东方明珠塔，金壁辉煌，纸醉金迷。
这是一个平面化的艳俗上海，耀眼辉煌的灯光，掩盖了无数旧上海的浪漫，匆匆奔忙的脚步，凌乱地踩散了那些泛黄的的记忆。上海在分裂，分裂成一个古典的上海和现代的上海，分裂成一个虚幻的上海和一个真实的上海。虚幻的上海沉浸在黄浦江波光粼粼的碎影流年里，波光倒影映出的是似幻似真的月份牌美人，人潮汹涌的“大世界”、万方杂处的“黄金大舞台”，结实阴凉的石库门房子，欧陆风情的古典建筑，和好莱坞同步上映的影片，多得数不清的大报小报和扎堆的墨客文人、遗少遗老，大街小巷飘荡着甜得发腻、从鼻子里哼出来的软语温言，一张张百金唱片，一桩桩绮色流言，伴奏着黄浦江上日夜不息的嘶鸣汽笛，挤在噪杂交易所里的交易员蒋志清（蒋介石）汗流满面，黑暗中高墙掩映的树影里，丝绸扣短打扮的“白相人”抽着强盗牌香烟，不时清脆响起的枪声，怎比得上百乐门舞厅里，狂醉的红牌舞女将晶莹的高脚酒杯打碎一地……而真实的上海，是一个初上T字台的生硬model，摆着挑逗的身姿吸引着台下的淘金客。上海，仿佛是一个几段截然不同的故事拼接起来蒙太奇。
常说的是“老北京”和“旧上海”。说起北京之“老”，是在恭维一位满面沧桑而仪态威严的老人所具有的博雅气度，而谈到上海的“旧”，仿佛在追想红颜老去的曼妙少女，旧时情人，一种时光难再、往事难追的伤感自然浸润上心头。北京是雄性的城市，而上海，她的精致，她的优雅和细腻，她雾中花水中月的淡雅，使她不得不从属于雌性。现在它叫上海，以前，它叫上海滩。上海滩是旧的，而上海是新的。
你住进淮海路上的小公寓，天天经过宋庆龄纪念馆。你会去寻访沙逊洋行和先施百货的大楼，你会去看看哈同花园的风貌是否依旧。之后，两个月，有人告诉你，你住的这条路就是往昔大名鼎鼎的霞飞路。你的反应会有点茫然。另一天下午，你和朋友路过一间其貌不扬的旧公寓，没有丝毫预警的情况下，忽然，朋友指着那栋建筑物，随口说那是当年张爱玲居住的常德公寓。晚上，搭车回家，走到整装过度新颖的静安寺，对面一栋稍嫌俗气的粉红色大厦，楼下停了许多出租车，司机们站在车外，三五成群，抽烟聊天。夜很深，街很静，街道显得很空。啊，这曾是百乐门大舞厅，有人悄悄地在你耳边说。你会很诧异地抬头，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永远的尹雪艳》，那些刹那芳华的烟花，不堪再剪。你坐着的士在大街小巷穿行，司机会不经意地说起，这里是杜月笙当年卖水果的地方，这里是阮铃玉和胡蝶经常出没的地方，这里是日伪时期让人闻风丧胆的“七十六号”，这是杜月笙靠过的墙，这是他走过的青石路。是的，杜月笙，这时候你会想起这个有点熟悉，但又止不住陌生的名字。仿佛白露为霜的清朗月夜，你临着一汪古井，伸手打捞井底那一轮圆月，可触手却是一水荡漾的细碎金黄，打捞的不过是一捧氤氲的雾气，一掬朦胧的前尘影事，一段空荡荡似水流年。你缩手，它沉静依旧，依旧是一轮清亮圆润的黄金月。
这就是杜月笙。你也许看得清楚，也许看不明白，但他的故事，对你来说永远都可望不可及。
美国人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这样说：“你应当再来探望上海一次，但这也将是最后的一次。你来的时节或许就是1936年——上海末日的上一年。你或许是坐着一只英国轮船来的——只很大很华丽的轮船，有着一个很美的名称：亚洲皇后号。快到上海时，你能看到海水已经变了黄色。二十个国籍的船只都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吸力将它们一起吸引到这一条航路上来。”“上海滋长了，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了。它已是非常之伟大、非常之富裕、非常之动人，不过有些过于成熟的样子。”——这是1940年的文字。
“1931年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30年代的开端，也是史学家眼中的30年代(1927～1937)的巅峰，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当人们回味那段历史时，倾心的不仅仅是逝去的繁华：洋房高耸，商店林立，货物山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流光溢彩的都市风情，还有衣求华贵、食求精细，住求敞雅，行求快捷，乐求刺激尽兴的生活方式，当一个阶级消逝以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因为无法再现而值得留恋，因为与现实生活遥相呼应而更值得陶醉。不过，值得提醒的是，1931年还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年份。”一位当代学者这样惦记着旧上海的1931年。
1931年的辰光中，有一件事旧上海的人不愿意忘记。这一年杜月笙家的祠堂开祠。无论哪一本上海编年史，都不会，也不敢遗漏这一件旧上海的风光盛事，因为，它太招摇，太奢靡，太盛大，也太奇特了。以前的旧上海和以后的新上海，再也没有这样的盛事。
所以，如果你要怀念黄金时代的旧上海，就怀念1931年的杜祠盛典，如果你要探询旧上海的秘密，就追问1931年的杜月笙吧。因为，他那里收藏着所有旧上海的传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8 22:55:37编辑过] 开祠
祠堂是从1930年初就开始动工兴建了，地点在杜月笙浦东高桥的家乡。也不特别美轮美奂，只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列则雄踞着两个几达丈高的大石狮子，吞吐日月。
“富贵不还乡，犹衣锦夜行”。二十七年前，15岁的杜月笙在告桥无法立足，出奔上海，他立下重誓，要功成名就，回高桥开祠堂，不然，永不回乡。杜月笙言出必践，现在就要回来实践他的诺言。50万银圆，50亩地，祠堂风风光光开在他当年挥泪而别的穷苦之地。
要让天下人都看到，杜月笙言出必践。没有人敢不卖杜月笙的面子，就像唱一出戏，杜月笙准备登场了，跑龙套的就得先来翻筋斗。杜氏家祠落成典礼就是这样的舞台，为他牵马坠镫的人纷沓至来。大典筹备处的总务主任虞洽卿（上海滩大买办、大富翁，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剧务主任张啸林（上海滩三大闻人之一）、卫生主任王晓籁（继虞洽卿任上海商会会长），庞京周（上海名医生），招待主任袁履登（亦是海上闻人）、秘书处杨度（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的智囊）。
大典开始前一个月，就已经向全中国各地的门徒、同门兄弟，朋友和全国各界名流分发请柬，请柬一发惊动朝野。半个月前向，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辞和礼品川流不息专程送来，已经堆积如山。
“孝思不匮”
国民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贺。
“好义家风”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贺。
“世德扬芬”
军政部长何应钦贺。
“慎终追远”
实业部长孔祥熙贺。
“千国栋家”
司法院长王宠惠贺。
“光前裕后”
警察总监吴铁成贺。
“敦仁尚德”
前大总统徐世昌贺。
“俎豆千秋”
前大总统曹锟贺。
“望出晋昌”
前临时执政段棋瑞贺。
“武威世承”
前北洋将军吴佩孚贺。
“武库遗灵”
国学大师章太炎贺。
“源远流长””
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贺。
“慎终追远”
班禅额尔德尼贺。
“东方望族”
法国驻沪领事甘格林贺。
“明德之后”
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贺。
……
杜月笙背着双手，一一欣赏这些朱底金字闪烁生辉的匾额。他在想些什么？还在回想他在高桥那些不堪回首的流浪岁月？回想在高桥赌得连裤子都被人剥掉的羞耻感觉？回想那种搜肠刮肚的饥饿感觉？在想他连面目都记忆不清的父母双亲？还是，他已经伤感得连回忆都已经无力？是的，他应该伤感。为了今天，他付出了多少青春岁月？
“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象煞鲤鱼跳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的多了，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了五百年的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浜里的一只泥鳅，先要修一千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五百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喽。”已经安卧在华各臬路杜公馆的杜月笙，对一个朋友说着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也许夜夜梦回，他都是夜半惊醒，不寒而栗，那些不堪回首的潦倒。
国学大师、古文大家章太炎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送来了。那文章一开头便说：
“杜之先生帝尧，夏时有列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其子湿叔……江南之杜自是始著也。高桥者，上海浦东之乡也。杜氏宅基地，盖不知几何世。其暑群日京兆。末孙朕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妖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始就高桥建祠堂把其父祖以上……”
是吗？我的祖先是尧舜禹文武周公中的那个尧？杜月笙面上露出一丝微笑。
章太炎的大手笔“祠堂记”一出，便又引出一大堆名流们的长篇巨制的祠堂记送来。内中有胡汉民、刘芦隐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汪精卫的《高桥杜氏家祠记》，满清遗老郑考前的《杜氏家祠记》，虞和德的《杜氏宗祠记》，杨度的《杜氏家祠落成颂》，何成波、谷正伦、贺耀祖，杨杰、叶开台等人的《杜氏家祠记》，冯云初、王西坤的《杜氏家祠颂并序》。这些“记”“颂”，全都是金泥翠墨，妙笔增华。
为了接待好嘉宾，杜月笙的手下们在祠堂四周加盖彩幔席棚百余间，摆设席面三百五十桌。按照计划，此次庆祝活动将准备三天，每天开七八百桌酒席。调厨子三十八人，专司筵席执事安排有经验的徒子徒孙五十人。在金利源码头自备两艘汽艇：“月宝”与“波涛”。此外，还从招商局和其他轮船公司调来多艘轮船，专门运送贺客来回于上海、高桥之间。高桥埠头至杜祠之间，还有十来里路，又备了奥斯汀客车十五辆，黄包车一百五十辆。浦东高桥一带沿途没有路灯，就临时安装木柱，高悬起汽油灯，专供夜间照明之用。在检查准备工作的时候，杜月笙特别关照郁咏馨：
“你多预备些鸦片烟”。
“要熬多少两？”
“先熬五千两吧！”
“那人手不够。”
“从各赌场里抽调，你中意的人，就叫他来帮忙！”
得了“口谕”，专门为杜月笙装鸦片的郁咏馨便从各个赌场里抽调了二十八个人，专门熬烟打泡。又抽凋了十个人专门伺候来参加堂会的名角们抽烟，还派十四个人待候一般的贵宾们抽烟。至于杜手下的徒子徒孙中的“老枪”们，只发烟膏子，烟泡，让他们自己去烧，不专门派人伺候了。但是，五千两鸦片膏，第二天傍晚就抽光了，又赶熬了三千两，才勉强应付过去。
为了吸引高桥一带的农民也来凑这个热闹，杜月笙吩咐帐房预备好大批毛巾、脸盆、撤药水、灯笼和纪念章等，派人到四乡张贴海报，宣布凡来送礼的，不论送多少，一律发给一个纪念章。凭这纪念章，在三天内可以随便吃酒席、看戏。送礼重一点的，每人加发一只脸盆、一条毛巾、两瓶扬药水和一个灯笼。这些纪念品上都印有“杜祠落成典礼”字样。
“奉主入祠”的黄道吉日定在１９３１年６月９日，这是老城隍庙的星相霸头高铁嘴选定的。这一天，天刚亮，杜公馆附近的几条路上挤满了人，一眼望去，黑压压全是攒动的人头。七点敲过，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各种仪仗、彩旗、金牌齐集，路上到处挤得水泄不通。当外滩的海关大钟当当响了九下时，排在大门两旁的二十四响“高升”礼炮嗤嗤作响，升到半空，腾空砰砰爆炸。“奉主入祠”的大队人马出发了。
仪仗队分为六个大队，第一大队的声威就足以震慑整个上海滩：充当开路先锋的是二十四名“红头阿三”（缠红头巾的印度巡捕），他们骑在高头大马上挺胸昂头，目不斜视，洋洋而过——这是英租界当局主动送给杜月笙做仪仗的。紧接着印度马队之后，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做先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用一百多辆当时还很少见的崭新自行车护卫，打头的是国旗，国旗后边，是像征着杜月笙岁数的四十四面杏黄旗（暗含杜月笙44岁之数），当中一杆大黄旗，上书一红色“杜”字，足有五尺见方。杜字旗由四个人扶旗杆，四个人拉旗角。在六月的骄阳下，“杜”字非凡耀眼。在旗帜后边，由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派出一百个全副武装的英、法、印、安南巡捕组成的骑队，作为护旗队。
在护旗队以后，是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乐队踢踏整装开过来，一个连的士兵踏着乐曲节奏，呼啸跟进，他们抬着蒋介石赠送的那块“孝思不匮”的金字大匾。大匾之后，是何应钦、熊式晖等人所送匾额。其余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论，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以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在这之后，才是“神主”，祖宗牌位。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主轿亭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轿亭中绣锦低垂，彩帷密匝，香烟缘绕，细乐挣琼。这轿亭是南市一个流氓绅士叫毛子坚送的，特地向老城隍庙借来城隍老爷乘坐的金顶大轿装饰起来的。轿亭中借着栗木制成的“总神主”，由杜月笙带着几个儿子扶着轿杠，缓步轻摇走过。这帮扶轿杠的人中还有个特殊人物。有人建议，扶轿杠的人要用一个清朝有功名的地方官才行。凭杜月笙的势力，要找一个民国当过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要找一个前清官宦倒反而费事。后来总算请到了当过上海县知县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队伍，从华各臬路杜公馆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大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十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人力车接送客人。杜祠前面，搭着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一百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杜祠附近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做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
举行神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吴淞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民政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揖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
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公共租界警务长毛鼎，日本总领事何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贵宾。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一万多人。
“整个北京城有名的角儿都去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那些名震一方的角儿都去了！”著名丑角艾世菊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学戏，当然没那个辈分去，我师傅马富禄也去了。”这位终于成为名角的艾世菊，晚年定居上海，耄耋之年，患有轻度偏瘫，老人大部分时间都需要躺在床上，然而说起当年京剧界那次声势浩大的“群英会”，仍然激动地竖起大拇指。
当时，上海滩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每逢盛大的日子，都要在家举办堂会，而堂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演京剧。上海京剧院编剧刘梦德老先生出生在1930年代的北京，在他的记忆里，当年京剧空前繁荣，可谓达到了鼎盛时期，“30年代，上海虽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西洋的新玩意儿也已经不少，但京剧仍然是上海人最高雅的娱乐。有钱人办堂会，都会请人来唱京戏。”这是上海的黄金时代，也是京剧的黄金时代。
京剧很早就有了京派和海派之分，海派当然是在京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京派拥有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须生：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余叔岩等。海派虽然也有周信芳、夏月润、白玉昆、赵君玉等名角儿，但却很受轻视。这种重京轻海的现象直到解放初期还依然存在，仅凭当时海派、京派的票价，就可见一斑。解放前梅兰芳每一次出场的单张票价高达5万元，相当于5块大洋，解放后降到2万元，马连良的票价是2万5；海派的周信芳算是上海最好的角儿了，却只有1万4。
当时京剧界普遍认为只有北方演员才是最好的，海派演员也总要去北京演出几回，才被承认为正宗。1930年代的时候，周信芳、夏月润、赵君玉、白玉昆等，都曾北上赴京，然而先后都铩羽而归。海派的表演不同于京派，京派讲究的是唱功，听戏；海派则讲究做功、表演火爆，做工精细，主张观众看戏、看表演，然而这种特色起初很难为观众接受。对此，南北的名角，都来赶杜祠落成典礼的盛会。那些来看杜祠盛会的贺客，则是来赶南北名角荟萃一堂的盛会。这种盛会，只此一回，无论你多有钱也看不到，因为这些京剧界的台柱都不是为钱来到杜氏祠堂，他们完全是来“捧”杜月笙的“场”，分文不取。梅兰芳来了，从广东掐着点赶回来，程砚秋来了，从哈尔滨赶过来，尚小云从天津赶过来，十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也来了，王又宸有病在身，刚好头一天赶到，荀慧生正好在上海大舞台演出，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大腕，则老早就赶到上海滩来，就等着这一天开场。
有两个公认的京剧界名角缺席，那就是声望不在杨小楼和梅兰芳之下的北京余叔岩和上海盖叫天。这是杜月笙安排的这一趟京剧盛会的唯一缺陷。它不够完美，因为，杜月笙已请来了这么多名角，已经告诉了大家什么是完美——完美是什么境界？就是杜月笙也做不到的境界！
从9日到11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轰动。一万枚纪念章早已发出，不得不临时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只好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在开饭。
6月10日中午，当台上紧锣密鼓地上演《富贵春长》之时，却不料台下一阵大乱。这可算是这次轰动中外的堂会戏中的一幕闹剧。
上海市作协研究员魏绍昌的《戏文锣鼓》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
在这次堂会演出中，前排座位保留了部分贵宾席，供军政要人、豪绅巨贾、社会名流和外国领事，洋行大班专座。一天，有位身穿国民党军服、外貌并不出众的来宾，大模大样地也去坐在贵宾席上，被总招待张啸林看到，认为此人不配占此座位，便走过去叫他让开。张态度凶狠，开口伤人，使对方不能容忍，顿时抬起手来给张啸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平时谁也不敢碰这位张老板一根毫毛，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中吃了亏，岂肯罢休？于是一声呼啸，徒子徒孙纷纷动起手来。在纷乱中，杜月笙听说出了事，赶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一面把面红耳赤、杀气腾腾的张啸林叫开，一面连身向对方赔礼道歉，请他安坐看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原来这位貌不惊人的来宾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表，当时正是中原大战后的第二年，蒋介石在和冯玉祥、阎锡山这场混战中，亏得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才大获全胜，因此在冯、阎败退后，将东北底盘划归张学良管辖，其实张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杜祠悬挂的匾额，第一块是蒋介石题赠的“孝思不匮”，第二块就是张学良题赠的“见义勇为”，以下才是段琪瑞、吴佩孚等人，张将军的代表当然有资格坐在贵宾席上看戏。张啸林有眼不识泰山，吃了一记耳光，活该倒霉。
这次庆典活动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总共花了几百万的银元，有许多项目还是由朋友、门徒等人凑钱代办，这些费用还不计算在内。就其奢华来说，勉强可与之“媲美”的只有清朝末年大买办、大官僚盛宣怀的出丧，和外国地产商、上海首富哈同的大吊丧。但就其排场来说，无人能及。
就在杜祠典礼之后不久，宋氏家族的“老祖宗”宋子文之母去世，虽然有贵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和大财神孔祥熙执佛，在中国的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出殡的时候也没有达到杜月笙祠堂开祠的排场，洋财神哈同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有办法和势力组成如此声威煊赫的仪仗队。
最令人瞩目的，是法租界居然如此“捧”杜月笙的“场”。因为法租界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开入租界，这一次居然让中国的陆、海军和公安部队全副武装开入，是空前绝后的一遭，而这不过是为了成全杜月笙的面子和排场。蒋介石尊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哪怕一个兵的军队给他守卫。
这就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杜月笙。
他是一个起于寒微的“大流氓”，史无前例的“大流氓”。但他是中国顶层“上流社会”中的流氓。
他是一个“标准的绅士”，一个高矗社会顶层的绅士。但他是一个被人“当尿壶用着”的绅士。
十六铺 水果刀
水果刀是用来削水果的刀。小巧，精致，锋利，秀气，雪光滟滟，寒光内敛。在修长灵动的手指摆弄下，可以飞快地削出一只白花花的“莱阳梨”。水果刀还有另外的用途，比如说，杀人。
十六铺不是一个铺子，也不是十六个铺子。事实上，十六铺是一大堆铺子。这是一个地名，这块地上密密匝匝排满了各种各样的铺子和摊子。
杜月笙就在十六铺的铺子中间窜来窜去，卖水果。所以，他绰号“水果月生”。因为他卖得最多的是莱阳梨，所以他也叫“莱阳梨”。
这是杜月笙恶梦一样的少年时代。
晚清的十六铺，为上海水陆货物集散地，江中樯桅如林，船灯似星，陆上车马相接，货殖山积。在小东门城外到东昌轮渡口，原有一条通黄浦江的支浜，支浜上有一石桥名“陆家石桥”，为华界与法租界的交接处。桥南华界的警察不能涉足桥北法租界，桥北的法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而支浜两侧的居民，其管理权既不属华界也不属法界，是真正的“两不搭界”，故近代上海有句歇后语为：陆家石桥——两不管”。
拥挤杂处的十六铺又是游民结集之地，游民阶层是黑社会庞大的后备队。上海总是吸引四乡八野的各色人等一波一波蜂拥而来。上海是中西交通的产物，而中西接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战争，所以，也可以说上海是中外之间战争哺育的婴儿。每一次战争来临，上海总是膨胀得特别畅快。这是因为战时上海就是一个难得的“境外桃源”，它是桃花源，因为不管中国寥廓大地上战争打得多么惨烈，总不会有战火烧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来。它在“境外”，因为这里有着势力庞大的外国租界，是中国政府鞭长莫及的“国中之国”。战争导致移民，移民过多就产生游民。五方杂处、财富与人流聚集的十六铺就是游民集合的最佳街区之一。
两不管的地方而聚集着众多游民，那么这里的治安自是不必奢望。十六铺的有名，除了这里是个大水路码头外，就是因为这里黑社会发达，许多威震上海滩的黑社会头子，都是在这里登上了黑船，走上了黑道。
当然，有些人是一条道走到黑，有些人则走着走着，路上越走越光亮，不知不觉就走到上层去了，就像杜月笙一样。
杜月笙是爬着来到十六铺的。
杜月笙原名月生，出生于1888年的七月半，也就是鬼节。父辈杜文卿居住在上海浦东高桥镇，父亲在杨树浦开过一家小小米店，但那时节开米店的人，可不一定吃得上米，杜月笙从一出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几年。杜月笙四岁丧母，刚出生的一个妹妹便因为无力抚养无人照看而送了人。杜月笙后来成为“海上闻人”，“上海滩上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可是他千方百计寻找这位胞妹，也没有寻到。因为就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家遭遇了人间奇祸，斩断了杜月笙所有关于家的记忆。
杜月笙父亲续弦张氏，对杜月笙很好，可到了杜月笙5岁，父亲染病不治身亡。张氏一人守寡带着杜月笙，连杜文卿的烧埋银也凑不起，只能将杜文卿的棺材放在田埂上，覆以稻草“遮挡”日晒雨淋。杜月笙生母故世的时候，也是依此办理的。所以，两口棺材在那田埂上放置了许多年，数年后，棺材之间居然长出了一棵黄杨树，枝繁叶茂，盖住了那两口棺材。张氏在杜文卿死后开始还继续独力支撑着那个破米店，一年后就再也难以为继，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靠洗衣供母子过活，她还尽全力送杜月笙上了三个月私塾，到第四个月无力供给学钱，杜月笙就只好辍学。终杜月笙一生，他只在杨树浦上个两个月私塾，在高桥读了三个月书，所以他后来总念叨自己只读了五个月书。到杜月笙虚岁八岁的时候，这个爱他如同己出的继母，失踪了！有人说是被人贩子绑架，有人说是被“蚁媒党”拐走了，还有人说张氏实在再也不能忍受这样毫无盼头的苦难生活，自己跑了。杜月笙就此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天地之大，竟无有他报慈之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到十岁的杜月笙已尝遍了一次次丧亲的悲苦滋味。
杜月笙还有一位做木匠活的舅舅，几乎和杜家一样穷，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最后是他的亲生外婆收留了他。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无姐无妹没人管教的杜月笙，就此常常流浪街头，出没于茶馆酒肆，赌棚，捞到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披什么。他结交了一帮野孩子，有的偷。有的抢，有的骗，有的赌，杜月笙样样不拉地学了个遍。开始赌上以后，杜月笙开始偷偷把自家老屋里的东西拿出去卖掉，坛坛罐罐、桌椅板凳，卖的钱大都送进了赌场。十二三岁，他已经是个典型的街头流氓了，对这个又穷又不上正路的外甥，他舅舅一见到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杜月笙试着提出来把祖屋的一半卖掉，他舅舅一听大怒，抓住他就一顿暴打，认为他已经无药可救。
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他外婆托人介绍他到离家不远的十六铺，去水果店做学徒。他十四岁，身上穿着粗布裤褂，背上一个小包袱里，是外婆千辛万苦借来的几十个铜板。
水果店的工作是杜月笙平生第一个正经工作。
杜月笙从浦东过来，先在他唐伯父杜阿庆所在的张恒大水果行，但杜月笙地头熟了以后就开始不守本分，常把店里的水果做人情，结交街上的瘪三，又时常去街上游荡，在饭店吃饭，付不出钱就记帐，饭店上门讨帐，行里还得给他付帐。行门口马路上有女子乘坐的黄包车经过时，他还常扔个烂水果过去，调戏去了。堂侄的无赖行径，让杜阿庆脸面丢尽，不得不把这个祸害推出门，荐他到“宝大”水果行学生意，拜宝大老板为师。开始时他好像还能安心呆在店里，但不多久他故态萌发，又开始到街头浪荡。因为当学徒没有工钱，只有每个月两元剃头洗澡的零用钱，所以也没什么钱可以供他赌博压注。于是他不时小打小闹地挪用店里的钱，亏空越集越多，半年后，被“停”了生意。他倒也不在意。被炒了鱿鱼之后，十七岁的杜月笙回到高桥卖了几个月的油饼油条，结果把本钱都拿去输光了，只好打道回十六铺。现在十六铺成了他的大本营了。
张恒大水果行的帐房黄文祥看他可怜，就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批给他，让他在十六铺码头上摆个滩头维持生活。杜月笙脑子很灵，他知道单是这样的水果不会卖出好价钱，他又和协兴街钱庄会馆一带的流氓白相人杭州阿发等结伙，时常在十六铺一带徘徊，看到有水果船开来，就潜登上去，半偷半抢拿了一些水果，搭配着烂水果一起在大街和茶楼、烟馆、赌场叫卖。
三年的卖水果生涯， 杜月笙得到了两个外号， 一个是“水果月笙”，一个是“莱阳梨”。
“水果月笙”是因为他有一桩独特的本领——削水果。他往往站在别人背后，看人家搓麻将或推牌九，嘴里和别人谈笑的时候，飞快地动着手指，一眨眼功夫，均匀地削下一圈圈果皮，粗细深浅如一，一刀到尾不断不折。
“莱阳梨”是因为他卖水果也很特别，一只烂梨子，经他巧手一削，烂疤一剜，用雪亮的小刀在梨屁股上一戳，直送到对方的鼻子底下，喊：“哎，甜脆喷香的莱阳梨，价钱便宜，尝一个！”不管对方要不要，他是把梨子硬塞到你的嘴里去，叫人不得不买。
杜月笙虽然为自己有这两手绝活而自豪，可是并不打算靠这种小玩艺儿过日子。在五光十色的上海滩，靠做水果生意赚几个小钱度日，多寒酸！他大概深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句俗语，以为要发横财，唯有赌博。所以，他常常扔下水果刀，跑到江边的赌摊上掷骰子、押注，后来又进赌棚推牌九，上江边小船上搓麻将。赢了钱，就请那帮瘪三朋友大喝一顿；输了钱，再去偷，去抢，去卖水果。
后来，杜月笙干脆扔掉水果篓水果刀，领着一帮小瘪三做起“抛顶宫”的勾当来。
“顶宫”是流氓称帽子的黑话；“抛项宫”就是趁行人不备，抢走他头上的帽子。
在这个行当上，杜月笙又练出了一手好功夫。他跟在一个人后边，到熙熙攘攘的地方上前一挤，对方头上的礼帽便不翼而飞，到了他的手里，接着转身一扬手，那顶帽子就像如今青年人玩的飞碟一般，掠过行人头顶，十分准确地落在十丈远的一个同伙手里。动作的干脆利落堪称一绝。几只“顶宫”到旧货摊上一转手，便有几块银圆进帐，小兄弟几个，可以吃喝几顿了。
杜月笙有一种天生的性格和气质，那就是豪爽，讲义气。这是他在十六铺立足的最大本钱，也是他越来越混得开的不二法门。甚至可以说，他这种义气是杜月笙之所以成为杜月笙的最大秘诀。哥们讲义气，这是黑社会的基本信条，怎么到了杜月笙这里就与众不同，值得大书特书？这也不奇怪，同样的水果刀，在别人手里不过是水果刀，但到了杜月笙手里，却是花样层出不穷的绝技，让人看得目瞪口呆。讲义气不难，难得的是将这义气贯彻到底，而且纯出乎自然，不落痕迹。杜月笙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很快成为十六铺一带的白相人争相结纳的兄弟。
他没有钱，但他决不吝啬自己的全部家当，愿意和所有的兄弟分享自己最后一个铜板。他没有固定的住处，有时就只能同叫化子一起睡鸽子笼、孵咸鱼桶，自小的流浪生涯使他为人非常四海，倘若有哥们没钱吃饭，只要他身边还有两角小洋，即会毫不犹豫地全数掏出来给他，爽快地说一声：“你拿去吃饭去，以后有钱了来救我！”他决不告诉人这是他唯一的两个银角子，因为这样别人也不好意思要。于是他往往这样挨一夜饿。
杜月笙好赌，在十六铺白相人中赫赫有名。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但决不可一天不赌钱。如没有赌资，就拿了同伙仅有的衣服去下赌场，输光了赎不回来，他不会让哥们没衣服穿，他会让同伙穿着自己的衣服上街，自己蜷缩在被窝里睡大觉，直到朋友捞到钱来“救”他。杜过三十岁生日，他几个哥们兄弟每人凑了一块钱，准备晚上打牙祭，也为他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做个生日。不料到了下午，杜月笙就把这几块钱输了个精光。他光棍一条，生勿带来，死勿带去，对谁都不负什么责任，所谓“有命上梁山，无命摔下来”，就是这样的光棍泼皮心态。说的难听一点，是无赖，说得同情一点，何尝不是一种天地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悲怆。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之一，酒鬼刘伶就是这种潇洒豪放之徒，不过刘伶嗜的是酒罢了，而杜月笙嗜的是赌。象杜月笙如此嗜赌，他的朋友是不会来劝他的，所以他就沉迷于此道，不能自拔。
杜月笙二十三岁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换了朝廷。杜月笙的生活好像也有了新的轨迹。大约在此前后，在十六铺做瘪三的杜月笙被小东门的“大阿姐”（一个小有名气的烟花间老鸨）相中，做了一段烟花间的杂役，日常时间替妓女拉皮条，给嫖客跑腿。靠山吃山，杜月笙在烟花巷里自然练就了吃喝嫖赌的诸般技艺。而且，在这一段时间，经大阿姐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个臭味相投的哥们，这就是以后成为他死党的顾嘉棠。顾家世居上海赵家桥（今常德路一带），他本人原来是哈同花园的花匠，外号“花园阿根”。他擅长拳术，善打架也敢打架，与高鑫宝、叶婥山、芮庆荣并成为“四大金刚”。此人后来发迹后，在静安寺一带置有很多房产业，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建有叫“佳庐”的花园洋房，在大西路（今延安中路，金陵西路）造起顾家花园，还拥有百多幢弄堂房子，因而他有个外号——“沪西半边天”。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和杜月笙结识的顾嘉棠，还是和杜月笙一般的街头混混。
但顾的营生比起杜月笙的水果事业和烟花间侍者来说，刺激得多，也来钱得多，那就是贩烟和抢烟行当。这恐怕是旧上海独一无二的一个行当了。当时的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一方面英国等老牌“毒贩子帝国”利用控制的租界将印度产的鸦片输入中国，一方面，内地的各地土军阀千方百计强迫治下的人民种植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上海等地。上海滩上烟馆（叫“燕子窝”）、土行林立，贩卖鸦片的生意日益兴隆，抢烟的匪徒也就应运而生。一些“燕子窝”老板和烟土商为了避免烟土被抢，就出高价雇佣一批有实力的帮会人员做保镖，顾嘉棠即是入了保镖这一行。
自从和顾嘉棠攀上伙，杜月笙又多了一条财路，那就是抢土（鸦片烟）。每当装有烟土的商轮靠岸时，杜月笙得到线报的话，杜月笙便率几个精干的兄弟一哄而上，拉住燕子窝里接货的伙计，威胁人家：“你们都是背了招牌的（即有店家的依靠），我们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识相点让让路！”如此那些小伙计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将烟土抢了去。
杜月笙在白相人中间以善出点子著称，兄弟们罗掘财穷了，自然会想到找月生哥“讨生活”。杜月笙虽然自己还是依然潦倒，但对比自己还困顿的兄弟，总是格外照顾，为他们找财路。不过，他这时候远不能如他发达时手眼通天，出的主意也只能是鸡鸣狗盗了。比如那时节街头白相人弄钱的手法，不外乎“抛顶宫”、“拆梢”（借端敲诈，勒索钱财），诈骗老实旅客和过往农民，但杜月笙自从入了行，就有新点子。他有个拿手好戏就是乘夜里去新开张的店铺子摘牌子，第二天再去上门“做好人”，说是捡到了牌子，还给人家，人家当然得好好打发以消晦气。或者唆使几个兄弟在店家门口打闹，装出一副兄弟火并的样子来，手里还拎着屎尿袋子互相扔，当然不会扔到自家人身上，往往扔到店铺里或者店铺前，结果店家只好出钱消灾，让各位英雄另择校场再决雌雄。于是各位剑拔弩张的英雄再去择另一家店铺面前去“决斗”去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入了青帮，正式成了“在帮”的白相人了。
如果要明了杜月笙的传奇生涯而不了解一下青帮、洪帮的来龙去脉，那真是雾里看花，看不真切。杜月笙一生最大的权势是建立在青帮帮众势力上，他一生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宏大“抱负”，也是因为他的帮会出身。可以说，没有青帮就不会有“海上闻人杜月笙”。而要说清楚青帮的故事，就先得从洪帮说起。 甲申（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之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政权被颠复。延平郡王郑成功据守福建，抗清复明，接着渡海光复台湾，继续抗清；并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台湾创立“金台山”、“明远堂”，“汉馨香”、“挽澜水”，与大臣将帅结义为异姓兄弟，部卒也同时宣誓，这是洪门开山立堂之始。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后，非常重视以沿海各省作为桥梁，达到进攻清廷恢复明朝的目的。他派盟弟蔡德英等五人及其军师陈近南偷偷潜入清军占领区，谨慎地发展灭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共分为两路，蔡德英在东南几省发展，称洪门；陈近南到西北组织洪门的时候，正逢顾炎武在陕西华阴县云台书院讲学，常以民族大义激励学生，同时受到洪门影响，率众结社反清复明。大家推顾炎武为首领，仿洪门组织称为“汉留”，取“汉族遗留”之意；亦称“袍哥”，取“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之意。
光绪初年，孙中山与郑士良在檀香山立“致公堂”算是洪门一支。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去到美国波士顿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黄三德、唐琼昌的迎接和协助，又得到司徒美堂作他的义务保护人员。有了洪门弟兄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孙中山便在纽约组织“安良总堂”，接着又先后成立了“安良支堂”或分堂。推动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陶成章在浙江策动九龙山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又有加入“光复会”的。
“汉留”鉴于“洪门”受清朝严密防范，便以创立礼门戒烟、戒酒、戒赌、戒嫖为掩护，这是清朝允许的。同时又在道教中发展反清扶明的秘密组织，创立“白门”，以后发展演变成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等组织，其政治目的都是反清复明。清代康、乾年间。北道上的响马镖客都是“洪门”、“汉留”的成员。河间府的窦尔敦，就是一个“汉留”支派首领。黄三泰、黄天霸父子指镖借银、李家店比武，使用丢头一字暗器打伤窦尔敦，后来当了清朝武职，专门与江湖绿林弟兄作对，成为支派的叛徒。这些故事都是京剧里面耳熟能详的剧目来源。碰巧，杜月笙是有名的京剧票友，在上海滩上就是一大“名票”，他最喜欢最拿手的就是“落马湖”，讲的就是黄天霸。
清王朝倒台后，“袍哥”，“洪门”的政治目的已达，“汉留”转化为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正式公开开山立堂，设立公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各省“洪门”、“汉留”除在沦陷区内秘密活动外，大部集中在川、黔、湘、陕、甘、青、宁等省公开活动，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人员都大量参加。当杜月笙抗战时期“转进”到四川和西北的时候，他的势力仍然可以延伸到内地，就得益于他的铁哥们四川袍哥大佬范绍曾的大力支持。
青帮的成立，和洪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青帮原来全称“安清帮”，顾名思义，是和“反清复明”对着干的。但青帮后来的成员绝对不承认自己宗旨是“安清”，相反，他们对自己帮会来历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可是话说回来，这些关于洪帮、青帮起源的故事从来都是众说纷纭，难以定于一论的，所以也只能姑妄听之。且说郑成功组成洪门以后，曾派翁宕，钱坚、潘清三人到北京坐控清朝消息。一说翁被清廷查获，叛降清廷。潘清坚持继续组织“安清帮”，以“安清”二字迷惑清廷。但也有说法讲这三人结拜兄弟，始终患难相共。雍正、乾隆年间，清廷开办了南米北运的漕运，需要一大帮粮船水手，这三人在朝廷的准许之下召集水手，组织帮会，为清廷担负运河的运粮任务，这就是青帮的起源了。不管青帮起源原因多么众口不一，青帮帮众最初绝大多数是粮船水手，这是不争的事实。青帮改天地会的弟兄叙义为师徒相传，并定辈份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二十个字。据说是晚清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二人参加后，由他二人续添上“大通悟学”，凑成二十四个字辈。清亡后，又兴第二个二十四代。再后又兴第三个二十四代。“青帮”以替清廷在运河运粮为掩护，因此受到清廷笼络，在沿运河的江淮各集镇分立码头，并以六品官职为码头官，以码头官收徒，老年时择一得意门生传衣钵，召集徒子徒孙开大会，称为“关山门”，传师位于继承人。传师位之后，老师就不能再收徒弟了。太平天国时，“青帮”曾大量供给太平军有关清兵的情报。
清末河工废弛，运河堵塞，政府无钱疏浚，只好发展海运，粮食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失去作用，“青帮”组织离开江淮流域，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活动。其中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因为水陆交通方便，就成了“转业”青帮的新的立足点了。然而，“转业”谈何容易，这些粮船水手不少难以再在水运行业谋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游民，另一方面，原来在街上做“孤胆英雄”的地痞瘪三，也终于“找到组织”了，纷纷加入青帮。于是青帮渐渐转化成为以都市流氓为主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和流氓的结合，使得青帮变了味，然而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青帮的势力大涨。
民国初年以来，上海青帮中辈分最高的是“大”字辈的“老头子”（对帮中前辈的称呼），如此辈分的老头子加起来也就十几位，如张仁奎、高士奎，樊瑾成，袁克文，张树声，王德邻，刘登阶，曹幼珊、汪禹丞，步章武，徐朗西，陈其美等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很难说是“流氓头子”，象袁克文是袁世凯最喜爱的二子，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名士”，文采风流一时无两，张树声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著名将领。徐朗西和陈其美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张仁奎做了几十年的通海镇守使，官望很不错，为人也算正派。但自从大字辈以下，则是泥沙俱下，“流氓辈出”了。上海滩上诸如烟、赌、娼、盗、绑、杀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通”字辈的青帮成员在掌管。当时叫得响名号的通字辈有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马祥生、金九龄、季云卿、张啸林等人。杜月笙是通字辈以下的“悟”字辈，按辈分得称上面这些人为爷叔的，可是，这些通字辈的狠硬角色，后来却全都是杜月笙帐下的左膀右臂，他们“辅佐”杜月笙，甘愿为杜月笙所用，根本顾不上什么辈分不辈分。这就是杜月笙过人之处。这是后话，先来看杜月笙入的是何人门下。
说起来有点辱没了杜月笙的天赋，杜月笙的“老头子”却是个街头行骗的不大不小的混混，绰号“套签子福生”的陈世昌。什么叫套签子呢？当年上海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到处是烟馆、赌档及各种哄骗敲诈老百姓的地摊，陈世昌就在那儿手拿三根一头各涂着红、黄、蓝的竹签，向行人显示，然后用手握住有颜色的一头，让顾客自先一种颜色来套，套中赔钱；又或套着下面红色的一根，便可得一只水果或一包香烟之类。这是青帮的一种赌软子骗钱把戏，而陈世昌原来拜师的那个歪嘴阿六便是干这种营生的。陈世昌自己混来混去并没混出多大名堂，却因有了这“了不得”的徒弟杜月笙而得以名满上海滩，后来杜月笙发达后，更把他养起来，“以报师恩”。杜月笙开馆了，有了自己的“杜公馆”，每年供给陈世昌用度，他再也不用出去套签子了，也免得丢杜月笙的“人”。而且每年过年杜月笙会请陈世昌到杜家聚赌，所得抽头全部归陈世昌，陈世昌也受之不却，洋洋得意。陈世昌有个很不成器的儿子，有一次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迫，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解困，杜月笙二话不说，问要多少钱才能了断，陈说大洋二万五千。杜毫不在意地说：“准明天如数奉上”。结果不多会儿这两万五千大洋又败光了。陈世昌爱子心切，又包羞忍辱来求杜月笙，杜毫不犹豫又给了两万。然而，这陈世昌的儿子实在会败家，不到十天，这些钱又胡花海花个精光。从此以后，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上杜家的门，活活给这个儿子气死了。
从杜月笙对陈世昌一事来看，他待人有个常人难及之处，那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绝对不嫌弃自己出身低。凡是曾经对杜月笙有恩的，他后来都一一报答。他深明混江湖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抬人，人捧人，要想得到别人捧场，就先得捧别人的场。
不几年杜月笙进了黄金荣家给黄金荣拎皮包做跟班，有次代黄金荣老婆桂生姐叉麻将赢了两千四百元大洋，桂生姐赏了他两千元。这是迄今杜月笙生平见到的最大一笔横财了，他如何处置这一笔意外之财？他揣着这两千大洋，找到原来在十六铺落魄时的一帮哥们，每人几十上百个白花花的银元送了出去，他还特意找到原来当差的水果店，将原来自己弄下的亏空金额两倍补上，请这些老哥们一起下馆子海吃了几顿。
对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给自己生路的黄和祥，他后来的回报可以说惠及黄的子孙后代了。杜月笙开祠的时候，他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正是最风光的时候，这时候黄和祥也来参加典礼，杜月笙见了，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黄和祥，一星期后到华格臬路他的公馆，有要事相商。黄和祥依约前去，杜就当场叫原来管帐的杨渔笙把钺匙全部交给黄和祥，要黄立即任他的总帐房，这个重要的心腹位置，黄一直做到中风而死。黄死后，这个总帐房的位子，又传给了黄和祥的儿子黄国栋，由黄国栋一直做到上海解放。
杜月笙念旧，这是上海滩人人皆知的事。虽然他后来成了体面的“绅士”，但绝对不敢看不起象他当年一样在街头晃荡的白相人和瘪三。
当初杜月笙在十六铺的时候，别人总叫他“莱阳梨”，他对自己这个叫得响的诨名很是得意，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向他要钱时，还是不免怀着快乐而戏谑的心态当面向他大叫这个人人皆知的外号。常常是这样：杜月笙和几个很有身份的朋友去四马路一带妓院吃花酒，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杜的车牌号77777，上海滩上最风光的一个号），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候钱给的少，这些人便扯开了嗓子大叫：“莱阳梨，多给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这样才能把这些瘪三打发走。看看陈涉如何待当年兄弟，两相对照，杜月笙之为人处世还是颇为可爱。
杜月笙削水果这一绝艺以后还保留着。张绍曾和杜月笙交情极密，当只有张绍曾、杜月笙、顾嘉棠几个贴心朋友时，顾嘉棠便常常打趣杜月笙，随手拿起一只水果送到杜月笙面前，叫他削，杜月笙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没有丝毫不快的表示，似乎很是享受给人家削水果的感觉。他也取笑顾嘉棠，往往看到顾嘉棠进来，就笑着呵斥他，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了，因为顾嘉棠原来是个花匠，两人出身一般的低贱。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家财万贯了，这种小打小闹的玩笑，多少带着点温馨的回忆，回忆当年一起度过的穷苦日子。
在杜月笙成为海上闻人后，杜月笙和顾嘉棠表面上是主仆关系，但他们其实是介乎兄弟和朋友之间的生死之交，两人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在外人面前，顾总是装出对杜恭恭敬敬十分听话十分伏贴的样子，而两人私下里则无话不谈，情同鱼水。杜也绝对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对顾说一句重话。据说，蒋介石对杜月笙，有时候也如同杜月笙待顾嘉棠。在正式场合和有外人在场，蒋介石绝对不苟言笑，对杜月笙这些出身底层的帮会人物不假辞色，但私下里三两个人的时候，对杜月笙则“月生哥”叫得亲热。而杜月笙呢，表面上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必恭必敬，但背了蒋介石则对蒋也不那么恭谨了。
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过的都是双重生活。 从黄公馆到杜公馆
黄公馆是黄金荣的公馆，在上海麦高包禄路钧培里（今龙门路），杜公馆在华格臬路２１６号。杜公馆的这栋豪宅，其地皮是黄金荣赠送的，地面上起了两座公馆，西边的一座送给了杜月笙，东西一座２１２号送给了张啸林。
从黄公馆到杜公馆，坐汽车不到二十分钟。但杜月笙从黄公馆走到杜公馆，却足足走了十多年。从黄公馆到杜公馆的这条路，就是杜月笙演绎旧上海传奇的大舞台。
1907年8月的一天，经过陈世昌的介绍，由陈世昌的同辈兄弟，绰号“饭桶阿三”的黄振乙接引，杜月笙到了当时叱咤上海滩的黄金荣门下当跟班。黄金荣（1868—1951）是当时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而且其势力不但遍布全上海，还达到了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在当时是有名的“大亨”。黄金荣因为破了几桩轰动一时的大案，深为法租界当局看重，职务一升再升，他担任法租界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他六十岁大寿之后，才退下来做顾问。借着自己在租界的声势，他经营了戏院、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当时，法租界内的游艺尝戏院，如大世界、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几乎全是他开设的。
杜月笙初进黄公馆，就如同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一般，每走一步都踏着小心。他最初只能混在佣人中间，干些杂务，住在与灶披间相联的小房间里，进出都得走后门。生活虽然安定些，用不着每天为找吃的发愁，但他也不可能每天睡懒觉了。他既然下了从黄公馆出头的决心，这些暂时的拘束倒也能忍受。他收敛起原来的种种浪荡习惯，处处谨慎，事事巴结，尤其费尽心机，揣摩黄金荣及其周围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和个人嗜好，然后投其所好，交结各色人等，用杜月笙自己的话来说，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很快，他就赢得了黄公馆上上下下的好感，人间人夸，都说他“蛮灵格”（上海方言，即很灵活，很不错之意）。因此，黄金荣也间或叫上杜月笙跟他到聚宝茶楼去。
东新桥附近的“聚宝”茶楼，是黄金荣开办的。黄金荣是个跨黑白两道的人物，正式身份是法租界的督察长，但实际上他还是上海滩上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之一。他自称是青帮“在帮”的老头子，但实际上他只是个“空子”（青帮行话，帮外人员），根本没有正式参加青帮组织，因为他没有“老头子”。当时上海滩的大字辈人物本就不多，黄金荣居然宣称自己是“天”字辈，意思是比大字辈还高一头，在上海滩借着青帮的行头和名号自成一派，将青帮的规矩根本不放在眼里，可见其熏天气焰。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青帮人物对这个冒充青帮大佬的人物奈何不得，不得不和他敷衍往来，因为他有法租界的法国人撑腰，实力雄厚，而且手下已经网罗了一大帮门徒，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二十年代中后期。黄金荣的势力开始衰落，青帮一些坚持“家规”的人就不断给黄金荣难堪，比如写恐吓信等等。最后，黄金荣眼看自己大树将倾，不得已送了两万大洋给当时寓居上海的大字辈老前辈张仁奎，拜张仁奎为老头子，算是解决了自己尴尬的身份问题。
青帮和洪帮这些江湖帮派规矩很多，但这些规矩中除了师徒规矩是重头戏以外，解决门户冲突和兄弟纷争是一个不小的节目，后者就是所谓的“吃讲茶”。“吃讲茶”也叫“斩人头”，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吃讲茶”之风便已在上海黑道之中盛行，以后延续数十年，形式多样。一般形式是发生争执的双方事先约定在某楼备下香茗或丰盛宴席，请双方公认的、具有实力并颇享信誉的人物居中调停，但也有不请中间人的。如果双方一番唇枪舌剑后达成妥协，言归于好后，便当场请调停人将红、绿两种茶混在碗中，双方各持茶碗一饮而尽，然后碰杯喝酒，以示了结。“吃讲茶”的花费一般是对半开或由理亏的一方拿出。如谈判不成，则“吃讲茶”失败，调停者退出，双方以刀光剑影论是非，甚至有性子急的当场在茶楼便举刀操斧，翻桌碎碗，拼个你死我活。战败的让出地盘或财产，并赔偿茶楼损坏的物品；有的则约定时间、地点、人数决一雌雄。结局当然是江湖老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双方无论死伤多少，决不告官，如告官则会立即被整个黑社会视为不“吃硬”的败类。晚清时，尽管各茶馆均悬牌大书“奉宪严禁讲茶”，但如真有流氓帮会前来“吃讲茶”，则只能默认，甚至提供方便。久而久之，十六铺有不少茶肆就成为约定俗成的“吃讲茶”地点。黄金荣开办的“聚宝茶楼”，则恐怕是“奉宪专办讲茶”的地方，不过这“宪”是来自黄金荣这个“天字辈”的督察长罢了。黄金荣每天上午都要到聚宝茶楼“喝茶”，这时候一些混迹街头的“包打听”就会热乎乎凑上来，告诉他最近探得些什么消息，也有来求“黄老板”出面排忧解难的，这就得花银子了。当然，黄金荣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收保护费。
杜月笙口齿虽不大伶俐，但察言观色非常老道，加上身手敏捷，动作利落，给黄金荣提皮包久了，渐渐地深得黄金荣的赏识，开始接近黄金荣的权力圈子的核心了。
杜月笙不仅得到黄金荣的看重，更得到黄公馆的半边天，黄金荣老婆桂生姐的青眼。老上海都知道，黄公馆虽然姓黄，但真正的主人是桂生姐。桂生姐叫林桂生，上海滩有名的“白相人嫂嫂”，她是黄金荣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压寨夫人”。有一回，黄金荣单枪匹马，跑到苏州府衙门一位捕快朋友家中办交涉。那位捕快是个温吞水，遇事畏首畏尾，极无出息。相形之下，桂生姐看中了黄金荣，因为林桂生本人虽长得矮小，却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是所谓“拳头上立得起人，胳臂上跑得起马”的人物，她相中黄金荣，就跟了黄金荣跑到上海，那时候黄金荣还在捕快的位子上往上爬哩。据说，黄金荣后来爬得这么快，这其中桂生姐出谋划策与力甚巨，所以黄金荣对桂生姐一般都是言听计从的。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黄公馆内信迷信，老板娘病了，便要选派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守护，因为他们头上有三把火，阳气足，可以镇邪驱妖。守护病人是桩苦差事，日夜不能离身，没人愿干。杜月笙倒当仁不让，担起了这个担子，并竭尽全力把它干好。旁人陪伴老板娘，只是守在身边不离开。杜月笙却不然，他不但牢牢地守着，而且全神贯注，耳到、眼到、手到、脚到、心到。只要老板娘有什么需要，口一张他就跑去替她办好，为此真正做到了“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久而久之，桂生姐对杜月笙刮目相看，既看重他手脚伶俐，又感于他的一片忠心，决心好生拉他一把。病愈之后，她常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夸杜月笙是个有福气的人，说他额骨高，运气好。
如果光是靠伺候人来收买人心，那么杜月笙终其一生恐怕也不过是个大管家式的人物，不会有什么自立山头的机会了。然而，杜月笙的手腕和魄力不久就显露出来了，让黄公馆的人对他的能力暗自佩服。
黄金荣当时的收入，大笔的来源来自贩卖烟土和抢土，他手下养着一帮子这样的人。但黑吃黑吃得多了，就是大名鼎鼎如黄金荣，也有被人“黑”掉的时候。有一次，已是夜深更静之时，黄公馆里闯进一个气急败坏的人。他一进大厅，就大声嚷叫，说是已从一宗货色里弄到一只大麻袋，交给一个姓刘的雇人拖到黄公馆来。哪知道断后的人都到达了，那运货的却还不曾到。他估计是路上出了岔子，请桂生姐赶快派人去查。桂生姐一听脸色大变。因为黄金荣正好外出有事，而黄公馆的几个平时负责动刀枪的都随之而去，而涉及烟土的事情，向来是刀口舔血的事情，一般的小伙计没有这么硬的肩胛骨去承担。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计从何出。这时候杜月笙不声不响走出来对桂生姐说：“老板娘，我去跑一趟吧！”桂生姐颇为意外地瞪了他一眼，深深点了点头。于是杜月笙神情专注地问清了运送麻袋所走的路线，便向桂生姐借了一支手枪，裤腿边又插了一把匕首，头也不回，冲入夜色之中。
弄堂口有熟人拉的黄包车，杜月笙跑过去跳上一部，地方也不说，开口便叫车夫快跑。黄包车在街上飞跑，杜月笙坐在车上动脑筋盘算：既然这人敢于黑吃黑，那么不是来头大得可以和黄老板叫板，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想着自己不起眼可以钻个空子，如果是后者，那这人决不会飞蛾扑火呆在法租界，因为这是黄金荣的地盘。但是，现在他也不敢在黄浦滩上满街乱跑，因为带一麻袋烟土，一来太扎眼，二来跑也跑不动，此人必定正在慌忙找藏身之处，不可能跑远。此外，上海县城一到夜晚便四门紧闭，偷烟土的人进不去，法租界他又不敢来，那么，这个贼肯走已经赶往英租界了。于是杜月笙便立即吩咐黄包车夫：“快点，往洋径浜跑！”洋径滨是法租界和英租界的接界处的一道小河沟，滨南是英国地界，洪北是法国地界。一路上杜月笙睁大眼睛，从暗黑中搜寻可疑的人影。猛地，他发现前边有一部黄包车，正缓缓向一条胡同拉去。他估计这车里拉的就是那个偷烟土的人。因为一麻袋烟土有一百多斤，再加上那个偷烟土的人，拉车的人力气再大也跑不快。他捏紧了枪，悄悄地叫拉车的加快速度，抢到他们前头去。他们的车刚刚超过那辆黄包车，杜月笙就一纵而下，将枪口指着那人，平静地说：“弟兄，你失了风！快下来吧！”那个偷烟土的人，吓得魂飞天外，想跑吧，面前是只沉甸甸的大麻袋。更何况，拉他的那个车夫已吓呆了，脚步虽已停止，车杠却仍牢牢抓在手里，于是那个人一团瘫软，急切间无法下跳，呆在车上竟傻了眼。杜月笙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他已经明白，此人手中无枪。否则，他会搂头放枪，不会傻瞪着眼了。于是，他把那人放到一边，去劝那个车夫：“朋友，没你的事，现在请你帮个忙，把车拉到黄公馆去，我赏你大洋。”那车夫一听是黄老板的人，加上有银洋赏赐，怎敢不听，于是，掉转车头就往黄公馆拉。那个偷烟土的人却慌了神，连忙哀求杜月笙，请他高抬贵手，把他放走，留他一条生路。“你是说你只要命，不要财？”杜月笙问道。“是的是的，务请你老高抬贵手，饶我一命，我家中还有七十岁的老母……”那人赶紧答道。“那就不用我帮忙了，横财虽然发不成了，性命还是保得住的。桂生姐当然会骂你一顿，骂过之后，你从此离开黄浦滩，她就不会为难你了。”那人无法，只得同杜月笙进了黄公馆。听到杜月笙将那位胆大包天的偷土贼人赃俱获地抓回的消息，桂生姐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来，去迎接这位大功臣。杜月笙却装出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也不说，只轻描淡写地报告说：“托你老的福，东西追回来了，人在客厅里，听候老板娘的发落。”
经此一役，杜月笙在黄公馆的地位急遽飞腾，迅速窜升到黄金荣的心腹地位了，尤其是，桂生姐对这位文质彬彬而不居功自傲的年轻手下引为知己，倚重他到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桂生姐连背着黄金荣在外面用私房钱放印子钱（高利贷）也由杜月笙经手。杜月笙越加谨慎，对桂生姐交代的事情，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打点，让桂生姐事事放心，处处畅意。
杜月笙原来在水果行里被开销了差使，一是因为不务正业，二则也是常常动人家钱财。现在他有机会接触到私家钱了，却绝对不敢动半点花花心思了，此一时彼一时。
黄公馆里当差的人，除了那些正经的佣人外，一帮子跟班门徒都没有工钱可拿，除了逢年过节或是老板喜事临门有红包打赏，没有别的正经进项，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钻进黄公馆，所为何来？原来，这些人到黄公馆来并不是指望着黄老板开工钱。“黄公馆”这三个字本身就有极高的含金量，是一块金字招牌，来黄公馆求黄金荣的人，少不得交纳一笔引见费，这笔钱是由黄公馆上下各等办事人员分享的，如果是拥有生杀大权的管家级别的人物，单是下面每月的例规孝敬银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有些人事情特别棘手重要紧迫，那还得额外付出一笔给说得上话的人，希图能在黄老板耳边吹吹风。
杜月笙已经可以在黄金荣面前说得上话了。但他说话不多,而且决不为自己说话。他为别人说话，也决不受人家钱财。他后来发迹之后，对自己的心腹说，别人送钱求你办事，都是事有紧急，表面上笑眉顺眼，千恩万谢，又有几个看着你把钱收进去不在肚子里骂你祖宗八代的？相反，为人家解了燃眉之急，分文不取，人家一定从心眼里对你感恩戴德，这人心可是多少黄金白银都买不来的。只要有了人心，还怕没有钱？
可是，日久才能见人心，杜月笙为了人心不愿收受人家的例规钱，他现在又不能再去卖水果，所以进来黄公馆的杜月笙表面上风光得很，其实照旧囊空如洗，日子过得比原来混迹十六铺好不了多少。一身青布裤褂每天穿每天洗，在黄府上下的林罗绸缎中特别扎眼。这些看在桂生姐的眼里，不免纳闷。
终于桂生姐明白了杜月笙的苦衷，对他更加赏识了。于是和黄金荣商量，放杜月笙出去，将杜由跟班提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法租界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所谓负责赌场，并不是要杜月笙直接去经营——赌场的经营自有其人。杜月笙的称号是“抱台脚的”，也就是为赌场当保镖，保证赌场有一个“良好外部环境”。为此赌场经营者每月得给杜月笙一笔几十元的“长生俸禄”。 “俱乐部”赌场每场输赢万元以上，采取见十抽一法抽头，抽头的大部当然归入黄金荣的腰包，杜月笙是碰不到的。
杜月笙在这个赌场里大显神通，充分展示了他的运作手腕和灵巧心思，将这个赌场办得十分红火，很快成为法租界最大的赌场了。其实，如果不是经营赌场的话，杜月笙这些运作手段真的可以说是出自企业家的天才。
当时上海的租界颇有特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是藏污纳垢之所的，但这两个租界外国主子却要遮羞一下，公开反对烟赌毒等黑社会营生在租界落地生根，但实际上，对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妙的是，他们两家睁的眼闭的眼还不一样：法租界公开“禁烟”，英租界公开“禁赌”，所以两个租界的黑社会“经营范围”和“侧重点”就大有不同，法租界赌场生意兴隆，而英租界烟馆林立，法租界的帮会“抢土”，英租界的帮会“护土”。不过这是1920年以前的事了，这一年大英帝国的绅士们出于国际压力，终于不敢再老着面皮当毒贩子，英帝国加入了国际禁烟组织，英租界也开始禁烟了，于是法租界的帮会就向英租界的燕子馆敞开了怀抱，也开始护土了。
现在先来看杜月笙做赌场时的精明手段。当时的赌场都被两个同样的问题困扰，就是“剥猪猡”和“抓大闸蟹”。所谓“剥猪猡”，是帮会切口，意指抢劫单身过路行客。当时赌场一般都是晚上花灯初上时开始渐入佳境，到月朗星稀的时节才收摊打烊，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有些精力不济的赌客，赢得钱也不顾“月黑雁飞高”就急忙忙往回赶，结果在赌场附近就被一些专门伺候着的瘪三逮个正着，剥了“猪猡”。这样的事情，赌客最怕，赌场也怕，因为长此以往赌客不敢临门了。所谓“抓大闸蟹”，就是租界巡捕来抓赌。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然已经被俱乐部收买了，不会来“封门”，但隔段时间为了敷衍舆论（尤其是有人举报上门的时候）还得往俱乐部“串门”，收拾几个赌客，将他们用绳子连成一串游街，其状有如菜市场里卖大闸蟹，这样一来，一些好面子的赌客宁愿在黑馆子里晃荡，也不敢来俱乐部冒险。对这两个问题，多年来赌场都拿不出好点子对付，但杜月笙一上任就解决了。
对于“剥猪猡”的，他凭借黄金荣及青帮势力，一一找到那些专干“剥猪猡”营生的头目，吃了几趟讲茶，商定由公兴俱乐部每月从盈利之中抽出一成，交给他们分润，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到公兴附近“剥猪猡”，至于到别的地方剥，由得他们，杜某人不挡人财路。
对于“抓大闸蟹”的，杜月笙也有办法，他和法租界巡捕房（还不就是黄金荣黄老板的手下？）谈妥了，巡捕房“只抓前和，不抓夜局”。赌场行话，日场称为“前和”，夜场谓之“夜局”。大赌客多数参加“夜局”，所以保证“夜局”的安全也就保住了主要客户。而且，巡捕白天“扫场”，威风八面，官样文章做的十足，何乐而不为？况且，杜月笙对巡捕房的工作十分“配合”，专门安排若干流氓瘪三兄弟在“前和”场内等着巡捕来抓，以免巡捕“误抓”了正经赌客，因此。日场的赌客也大可放十二个宽心来尽兴。对于那些被抓的弟兄，抓了当然不会“白抓”，他们在捕房里可以很舒心地呆几天，然后不声不响地放出来，向杜月笙那里领份子钱。
如此一来，巡捕房，赌客和俱乐部，皆大欢喜，各取所需，赌场生意日渐兴隆，盈利直线上升。黄金荣笑得一张麻脸开了花。 “烟赌不分家”，就如同“烟酒不分家”一样，因为着两个行当利润都极为丰厚，抓了一行就止不住插手另一行。黄金荣本来是暗地里干着抢土勾当的，杜月笙崭露头角之后，帮着黄老板把这个抢土的生意做的风风火火，蒸蒸日上。
上海滩进口鸦片的生意掌握在外国的四大洋行如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新康洋行和台惟洋行手里，而批发和零售鸦片的大宗生意则掌管在广东的“潮州帮”手里。“潮州帮”烟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鸦片走私之事，虽然保密严格，但毕竟纸包不住火，上海滩头那些地痞流氓，便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从老虎口中抢食。于是，在上海滩头就天天发生“黑吃黑”、“抢土”、“窝里反”的神秘恐怖案件，令上海人闻之色变。抢烟土，无须打家劫舍，而是去钻烟土巨商的空子，瞅空挖它几宗货物。鸦片烟由远洋轮从海外运来，为避开从吴淞口至英法租界码头一带的重重关卡，必须先将违禁的鸦片卸下。这些做烟土生意的精明非常，他们要等到每夜黄浦江涨潮的时候，才一声令下，将一只装满烟土的麻袋往水里手。这时，只见岸上船上，手电光一闪一闪的，互相传递约定的信号。这些装着烟土的麻袋都浮在水面上，体积大，目标显著，被涨潮的江水一只只推送到岸边。这时，等候在岸边或潜伏在舢板中的打捞高手，利用竹竿挠钩，一只只钩上岸去。一只麻袋钩到手，即等于有巨万银洋进了腰包。这种到黄浦江里钩烟土的“生意人”叫“水老虫”，水老虫的老大姓高。还有陆路上剪径，“霸王硬上弓”抢土的。上海滩江面宽阔，地区辽远，英法租界和华界，地面相错，互不相管，各有各的势力范围。那些烟土商明明知道被人劫走了烟土，但也不敢高呼求救，报官报警，只有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当年上海滩上最厉害的抢土人物，前后共有16个，他们各以8人为一组，拥有无数徒子徒孙。这16个人，因为出现在抢土队伍的时间有先后，被人称为“大八股党”和“小八股党”，大八股党的首领是英租界的沈杏山、季云卿、杨再田等人，这“小八股党”的总头领即是杜月笙，据说他先是参加大八股党，到后来，威镇上海滩的“大八股党”也成了杜月笙的臣属。大八股党入道很早，因此不几年就过上了“体面”生活，手面豪阔，挥金如土。也正因为大八股党已经成了“求田问舍”的田舍郎，对每天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打杀杀的生活不太上心了，开始选择一种稳妥可靠、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他们纷纷或明或暗，急先恐后地投效上海的缉私机构：水警营和缉私营，以及英租界的巡捕房。他们采取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中的办法，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银钱钞，上下买通，很快就钻进了这些缉私机构的核心部门，占据了高级职位，甚至还有的担任了这两个“肥”营的营长之职，彻底地控制了这两个缉私机构。当“大八股党”把水陆两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缉烟土之大权抓到手之后，不但自己私贩鸦片，并且化暗为明，公然出面向烟土巨商大量收取所谓的保护费。而潮州烟土帮的阔佬们也无不欢天喜地，自愿奉献。因为从此以后，有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他们的买卖就合法化了。“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不把法租界的黄老板放在眼里。首先是因为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地小，人少，力量有限；其次是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都开设在英租界，而法租界很少有烟土栈。他们认为即算有些法租界的朋友来抢几麻袋烟土，发一笔小财，和他们成千论百，大来大往比起来，无异是癣疥小疾，微不足道，只要通黄金荣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了。沈杏山在英租界也是跺跺脚颤三颤的人物，因此心想，黄金荣不会不买他的帐。可他小看了黄金荣的胃口。
1918年左右，黄金荣开始让杜月笙代表他处理鸦片业务，第一年在香港，第二年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上的一个大鸦片行担任经理。随着杜月笙对鸦片走私涉入越来越深，他控制鸦片走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不肯再甘居大八股党后头拣零食了。在黄金荣的支持下，杜宣称他的手下有权控制法租界的鸦片贸易，并且煽动法租界的鸦片零售商对大八股党“造反”，因此杜月笙的小八股党和大八股党火并得很厉害。19年1月17日，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杜月笙看出，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后，英租界碍于国际观瞻，必将宣布禁烟，“潮州帮”烟土商所开设的大土行，既然在英租界无法存身，必然会改迁他处，上海滩只有法租界敢继续收容这些烟馆。因为法国人只要钱，对于烟土走私，历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潮州帮”的大土行统统搬入法租界，将会给法国人带来无尽的金银，此等好事，法国佬有何不为呢？黄金荣也心动，想把英租界的烟土生意完全揽到法租界来，就可以坐地分赃了。于是，黄金荣、杜月笙等法租界的势力和沈杏山等英租界的势力约好“吃讲茶”，解决地盘问题。在倚虹楼最好的雅座里，黄金荣请沈杏山赴宴。
据说，这次讲茶喝出火来，双方差点当场火并。说是黄金荣出了电梯，劈面见了沈杏山，甩手就是一耳光，打得沈杏山眼冒金星，回过神来就要动手，被他的手下死命保住，他手下连声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说黄老板您请先回，我随后来登门拜访。这位手下果然第二天登门拜访，和黄达成协议，并且将一辆崭新的汽车连同司机一起送给黄金荣。
沈杏山斗不过黄金荣，而且手下也不愿为他卖命，所以在1923年左右，将法租界的护土生意拱手让与黄金荣。为了怕黄金荣斩尽杀绝，有段时间还离开上海滩，不敢露面。不久，黄金荣，杜月笙和金廷荪等人合股成立了三鑫公司，这个公司对外宣称是开发房地产，实际上是包揽烟土贩卖生意的烟土垄断公司。公司的幕后老板当然是黄金荣，但黄因为公职在身，当然不便公开出面，所以实际拿主意的是杜月笙，经理是金廷荪。金廷荪是浙江宁波人，精明强干，极会理财。他进黄公馆的门要比杜月笙早，很受黄金荣的器重，他与杜月笙，都是黄金荣身边的心腹大将。杜月笙是武脚色，金廷荪则始终是个文角色。他心思机敏，算盘子打得既精且狠，是黄公馆唯一的理财家。后来，张啸林加盟三鑫公司，使得三鑫如虎添翼，很快垄断了整个租界的烟土贩卖。
上海滩有所谓帮会势力的三巨头之说，就是说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人。这三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帮门徒死党，但三人又互相称兄道弟，表面上看好得穿一条裤子，所以上海滩的铁三角就是这三个人鼎起来的。
张啸林是杭州人，在杭州名气相当响亮。他其实开始的时候还是个读书人，肚子里也有几点文墨，不像黄、杜出道的时候斗大字不识。年轻时入过浙江武备学堂，后来退学。他当过绸缎织造工，不过经常纠众滋事，寻衅打架，各机房的老板拿着他头痛，暗中串通，谁也不招他做工。张啸林断了生计，便带了几个小流氓，专门以诈赌骗钱、刨别人的腰包为生。辛亥革命以前，张啸林在茶馆里为争座位，跟旗人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命案。他怕官府捉拿，逃出杭州，躲在一个当巡官的朋友家里。辛亥革命后，他打旗人的案子不了了之，于是又堂而皇之地回到杭州，继续独霸一方。他早先到过上海，托人引路，与黄金荣见过一面，没与他交往。
但二十年代初期，张啸林重返沪上，打算来大干一场。因为他看准了一着棋。当时浙江军阀卢永祥由淞沪镇守使上任浙江督军，卢系大将军何丰林继任淞沪镇守使，刘春圃任淤沪警察厅主任秘书，俞叶封调任缉私营统领，这些人都与张啸林有很深关系，而浙江省省长朝阳是他浙江武备学堂的铁党。这些人在台上，无异于是给他指明了一条路：赶紧到上海去插手鸦片走私，好好捞他一把。当然，他也懂得“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而且他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他自忖自己绝对不能在上海滩另开码头，唯有争取黄老板、杜月笙的合作，于是就来拜码头了。黄金荣开始看他不上眼，而杜月笙则从他的言谈中看出他的背景深厚。于是，杜月笙劝黄金荣重用张啸林。他说：第一，张啸林会说普通话，对于官场交际应酬，有他自己摸出的一套，用不着搭架子。第二，张啸林是杭州人，而上海属于浙江军阀的势力范围，北洋第三镇出身的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继任的淤沪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心腹大将，何丰林手下的军警要人，皆为浙江籍。如请张啸林去与之联络，必定合适。经杜月笙这番分析，黄金荣对张啸林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因为他正要找一个能与浙籍军阀沟通的人物。三鑫公司成立之后，独占了法租界的烟土市场，接着又吉星高照，英租界宣布禁烟。这时候的黄金荣、杜月笙已牢牢地掌握了上海的烟土事业。但是，在他们面前，还有一重关口，有着无限隐忧。
黄金荣、杜月笙的势力，到二十年代初已经可以左右法租界的各处市面，但在法租界以外的华界和英租界，他们办起事来还是有点力不从心，不能一手遮天。对贩卖烟土一行来说，环节众多，哪个关节都不能有任何差池，不然就“人赃俱获”被人家截断财路。自吴淞口到龙华而入租界，这一条长长的烟土人港必经之路，都是淞沪镇守使衙门的天下，水警营、缉私营、警察厅，乃至各级队伍，虎视眈眈，稍一逆拂他们，便要受制。这个关键若不打通，运输方面说不定还要走“水里抛、顺江流”的老路，要担风险不说，还会经常出现抢土事件，严重影响收入。杜月笙见到张啸林在华界是个通天人物，便有意倾心结纳，他说服了黄金荣后，立即找张啸林聚谈，并把张引为生平知己，从此两人成为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亲密搭档。张啸林既已入了杜、黄一伙，又领了杜月笙的大笔交际费，便去找卢永祥、何丰林，促成了军阀、帮会、租界三位一体的鸦片走私联盟。这一来，局面豁然开朗，三鑫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杜月笙更是踌躇满志，一帆风顺。
其实三鑫公司并不直接去产地购买鸦片。它所作的“工作”，只是护送鸦片，保证鸦片运输的安全，因此它等于一个无所不能的“鸦片保险公司”，凡是运销上海租界和华界的鸦片，都得有三鑫公司在鸦片烟土上的盖戳才能入市，各鸦片烟馆售卖的鸦片，只能从三鑫公司进货，一百元的鸦片收取百分之三十的“保险费”。当然，鸦片如果被抢，三鑫公司也得照价赔偿。因此，鸦片馆货源有保障，经营也安全。不过，这些大土商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取一大笔钱孝敬之外，每逢一年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也要交上一笔钱。甚至三鑫公司还根据烟馆烟枪数来“抽税”，一根烟枪一晚多少钱，都得按时上交。仅此一项，三鑫公司的收入就很可观。
三鑫公司自与军阀勾结，业务上自是一帆风顺，进展神速。可是到了1923年和1924年之交，突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过去，运鸦片的轮船是从长江中崇明岛的南水道驶入吴淞口，再从高昌庙起岸，沿公路运到上海的。但是，自从三鑫公司独占了上海的市场，“潮州帮”退居附庸地位，业务每况愈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汇合了黄浦滩上另一股力量，全力另辟运土新途径，企图东山再起，进而与三鑫公司抗衡。他们几经周折，选定了长江北岸的启东、海门一带，作为拨运的驿站。这一来，大大影响到三鑫公司的业务。
不久，江苏军阀与浙江军阀打起仗来。浙江皖系军阀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与其部下淞沪镇守使何丰林被打败而下野，上海成了江苏军阀的领地，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了淞沪。杜月笙、张啸林苦心联络的上层关系。靠山都无用了，而有心去另攀高枝一时也来不及。眼看黑货的来源就会断绝，因为兵荒马乱之中，没有孙传芳的保护，原先堂而皇之的那条老路线，如今是决不敢再走了。这一下，把杜月笙急了个臭死。以前他有恃无恐，货到立即发售，从不考虑库存的问题，现在一经战乱，瘾君子们罗掘一空，上海大小上行，更进一步面临鸦片断挡的危险。贩卖鸦片的生意陷于停顿，除了黄金荣家底子厚，平常花费不多，金廷苏开销小，有点积蓄外，杜月笙、张啸林以及“小八股党”顾嘉棠等人，很快就捉襟见肘，囊中金尽，特别是杜月笙，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到这时，一分余钱也没有了。眼看又快到过年之时，大家日困愁城，束手无策。杜月笙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直转，因为他过去过一个年，花费要一、二百万，如今这场面要如何去撑持？张啸林穷疯了，硬逼着他的太太把头上、手上所有的首饰都去当掉。然而杯水车薪，这几个钱顶什么用。“小八股党”穷急了，到处打听消息。这一天，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国会议员陆冲鹏手里居然有货，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上门去“借土”。这陆冲鹏是前清秀才，因废除了科举，便进了苏州法律专门学校。他是海门世家，有良田千顷，家中佃户，多达数千户之众。他手里怎么会有杜月笙都弄不到的鸦片呢？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23年6月，直系军阀赶走了黎元洪。同年10年，曹锟以重贿当选为总统。次年10元，直奉军阀大战，直系大将冯玉祥乘机倒戈，回师北京，推翻曹锟，段棋瑞就任临时执政，任命各部总长，以李思洽为财政总长，并兼任盐务署督办。李思浩是段棋瑞的亲信，这次出任财政总长，面临一大难关，即军费庞大、财务极度困难。海军将士为索饷，竟将海军总司令部逼下了台。因此，段棋瑞和李思浩，千方百计想给海军筹付欠饷，终于获得了日本财阀三井的暗中协助。由日本人中泽松男出面，每个月向波斯采购鸦片500箱，由波斯运往上海销售，资金由三井公司垫付，所赚的钱，则交段棋瑞、李思浩拨付海军发欠饷。段棋瑞和李思浩喜出望外，但他们必须在上海找一个可靠而又有办法的自家人，亦即所谓的“安福系”人士作为这桩秘密买卖的总代理。他们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陆冲鹏。因为，一、陆冲鹏是“安福系”支持当选的国会议员；二、1920年直皖开战，段棋瑞下到上海，与李思浩等要人均住在陆冲鹏家避难。段、李将这项美差给他，多少有报答之意；三、陆冲鹏和上海的一些烟土商很熟。杜月笙还调查到，陆冲鹏接奉这项密令之后，便和广茂和烟土行签订了合约，由陆冲鹏代表段棋瑞临时政府签字盖章。双方约定陆冲鹏负责运送烟土至广茂和烟土行，而广茂和烟土行则见货付款。第一批鸦片500箱运到外海，陆冲鹏早已接到密码电报，他立即通知广茂和烟土行，叫他们准备现款接货。他这一去，才晓得自己上了大当，广茂和的老板居然推说一时筹不出这么多现款，言下之意仿佛是打算放弃这笔大生意，也无可奈何。 陆冲鹏被这意外的变卦急得团团转，货物就要到了，买主却说不要货，因付款不出，叫他把这么多鸦片往哪儿藏。他左思右想都毫无办法，只好暂且把这500箱烟土放到他的田庄。他的田庄面积辽阔，以前就当过存放鸦片的秘密仓库，同时，他的佃户都受过军事训练，他又买了大批枪械放在田庄，万一有人来抢，他们还可以竭力抵抗。杜月笙把陆冲鹏的底牌，摸了个一清二楚，脸上的愁云顿时一扫而光。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北洋政府都在明目张胆地用军舰走私鸦片，那么，他的三鑫公司又为何不能做呢？他立即去拜访通商银行的老板，从他那儿借了2万块钱。他拿着这笔钱交给张啸林，叫他打点精神去办事，尽快地结交孙传芳手下的新贵。过去，杜月笙和张啸林就同孙传芳的驻沪代表有过交往。这次手中有2万块钱，他们托人居间介绍，几度酬醉往还，孙传芳左右的和位高级官员，便和杜月笙、张啸林称兄道弟起来。通过孙传芳的中介，陆冲鹏放心地将五百箱鸦片交给杜月笙。
500箱烟土转手便卖光了，三鑫公司获利甚丰。不久，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到了上海，在陆冲鹏的引荐之下，杜月笙去见了他，双方举酒言欢，往来频繁。后来，陆冲鹏和李思浩同赴北京，回上海时，又带来了两张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聘任杜月笙、张啸林为财政部参议。杜张二人敬谨收下。 杜月笙走私鸦片有“功”，因而获得了北洋军阀授予的高官显位。
杜月笙贩卖鸦片，是上海滩众所周知的事，但杜月笙精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干什么事情都戴着手套，绝对不会弄脏自己的手。所以，三鑫公司的存在是铁板钉钉的事，但三鑫公司到底有几个巨头操纵，甚至三鑫公司实际从哪一年成立，都没有定论。大致说来，是在1925年年中。 杜月笙在黄金荣手下已经成了数一数二的人物，因此，他不再甘于黄金荣的羽翼之下。他的自立门户，以华格臬路杜公馆成立为标志，这表明他可以和黄金荣分庭抗礼了。
杜月笙和黄金荣的关系，颇为复杂，远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亲密无间。表面上，杜月笙对黄金荣极为尊重，有求必应，黄金荣对杜也是倚为腹心，但随着杜月笙自己的场面越来越大，黄金荣不免又妒又忌——既妒他之势力超过自己，又忌他不利于自己。而杜月笙对黄金荣也不那么恭谨了。上海滩上“三大亨”的排名，从开始的黄－张－杜，进而变为黄－杜－张，最后定于杜－黄－张，这中间的微妙之处实在不足为外人道。（黄、张比较）
杜月笙在势力和声望上超过黄金荣，以黄金荣六十岁后（1923）退出法租界巡捕房督察为转折点。黄金荣退出这一职位，乃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就在这几年他接连“跌霸”（上海话，失面子），再也没有往昔的威风凛凛了。
第一件让他跌霸的是为讨好露兰春得罪了军阀卢永祥之子。露兰春是当时上海滩的名伶，青春年少，姿色过人，而且她是黄金荣的养女，是黄金荣一手捧起来的。黄金荣为了捧露兰春，专门建了著名的“共舞台”，供露兰春登台。共舞台是上海第一个男女同台演戏的戏院，所以叫共舞台。黄金荣早就老牛吃嫩草将露兰春霸占了，视其为禁脔，上海滩上也没有人敢再动露兰春的心思。1922年的某一天，露兰春正登台唱戏，结果开场不久就唱错了戏词，老听戏的都听得出来，但没有人敢吭声，因为黄金荣正在台下“压阵”呢。不料偏有不信邪的，大声喝一声倒彩！这下好了，露兰春自打登台，还没有塌过这样大的场，又委屈又羞愧，当场掩面大哭，奔往台后不出来了。一时戏院大哗，不知如何收场。黄金荣一看，火冒三丈，板着一张麻脸（黄金荣小时出麻子没出好，落下一脸麻子）头一甩，几个如狼似虎的手下眼尖手快，寻着那个窝在椅子里喝倒彩的，甩手就是两记响脆耳光，其响亮和那倒彩声倒是交相辉映，不相上下。黄金荣几个箭步踏上来，正欲进一步“整顿”，待看清那吃了耳光的人，不禁一愣。这一愣之后，就有不同的说法了。
一说，黄金荣认出那年轻人是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心知糟糕，但当时不动声色，假装不认识卢公子，吩咐左右：“放他走路。”卢筱嘉公子哥儿，横行上海滩也不是一天两天，吃了这顿羞辱，岂肯甘休？他恶狠狠地朝黄金荣抛出一句：“等着瞧！”，愤然离去。卢公子气急败坏回到龙华，就要动用护军使署的军队开进法租界，活抓黄金荣，挖掉他的两只眼睛，看他还敢不敢“有眼不识泰山”。何丰林不敢得罪上司的爱子，可也不敢真的就动用军队去为卢公子争风吃醋，左右为难。但风声已经放出去了，黄金荣得罪护军使衙门的事情已经传遍上海滩，眼看一场冲突势不可免。卢永祥得知此事，也很恼火，但他到底久经风浪，隐忍不发，因为他和黄金荣等人为贩卖鸦片的事早有勾结，也不肯为了这事断了财路，况且黄金荣1917年他在上海时聘任过的护军使衙门上校督察，怎么说也是“旧人”，不宜为了一个儿子得罪同辈。卢永祥老谋深算，演出了一场“辕门斩子”的好戏。他赶到上海龙华护军使衙门，对卢筱嘉挨打的事一字不提，却籍口卢筱嘉擅自调兵，违反军令，论罪当枪毙，命人将小卢绑在辕门外，等着执行死刑。这一下大出海上舆论的意外，原来担心黄金荣安危的说客，反过来急急忙忙劝老卢息怒。卢永祥不允，仍要军法从事。黄金荣一看这架势，知道老卢给自己台阶下，哪敢不识抬举，连忙备了厚礼，亲赴卢府负荆请罪，要求赦免卢大公子。卢永祥也就见好就手，承了黄金荣的人情。这一招一箭双雕，既洗刷了老卢教子不严的名声，又赚回了黄金荣的认罪，也没有太损黄金荣的面子，而且以后两家关系反而更亲了。
还有种说法，说是卢筱嘉派了一帮便衣军士，在法租界活抓了黄金荣，将他囚禁在护军使衙门，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有赖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筹措巨款，打点各路关节，得到卢永祥一句“不为己甚”的话，才放了出来。到底哪一种说法是真，还有待考证，但从后来黄、卢的关系来看，应该是第一种说法更可信，也更有意思。因为，黄自“卢筱嘉事件” 以后不久，就一不做二不休和林桂生离婚，同二十五岁的露兰春结婚，而且何丰林的母亲认露兰春做了干女儿，黄金荣则认何母为寄母，这样，黄金荣与何丰林倒结成了义兄弟。但露兰春大好年华，每天面对黄金荣一张橘子皮老脸，心里如何舒坦，因此入了黄门不多久，就红杏出墙，和颜料大王薛宝润的儿子薛恒勾搭上了，黄金荣老来脸面丧尽，不得已又和露兰春离婚。
第二件让黄金荣“跌霸”的事，对黄金荣声望的损害比第一件还大，事情的原委还是为得争女人。吕美玉是上海京剧名旦吕美樵的长女，黄金荣在共舞台把她捧红，花了不少心血，正想着趁机下手将她收于金丝笼中，魏廷荣却先下手为强，将吕美玉娶进家门。黄金荣怀恨在心，时刻想着收拾魏廷荣。不过魏家势力不小，在“三大闻人”联手以前，他在法租界是最有势力的华人，因为一则他有个好岳家（他元配为大买办朱的长女），一则他手里有一支法租界当局都得倚重的商团武壮，可以充当私家军。魏廷荣知道自己得罪黄金荣，不过当他还在日头上的时候，觉得自己踩这些“瘪三”几脚，他们也不能把他怎样，所以盛气凌人，不肯折节和黄金荣讲斤头，更有甚者，他认为自己出身正经商人家庭，是有身份的人，现在黄金荣等流氓出身的人居然要和他并驾齐驱，他心中又鄙夷又来气，所以要将他们压住抬不起头。他的办法，就是联合一帮有势力的法租界头面人物，向法国国内当局申诉，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黑社会势力相勾结，腐败透顶，民愤极大，于是法国政府勒令清查，法租界当局为了撇清自己，将黄金荣等人申饬一顿，总算保住他一点老脸，让他自动退休。
黄金荣两次跌霸，杜月笙都极力挽救黄的名声，比如黄金荣要和露兰春结婚，林桂生开始不答应，是杜月笙出面说服林桂生，达成了分家协议，后来露兰春和薛恒私奔，又是杜月笙等人寻到露兰春，恐吓薛恒，要回被露兰春带走以要挟黄金荣的秘密公文包。更闹笑话的是，黄金荣和他大儿媳李志清长期有不可告人的关系，黄公馆的财政大权后来几乎全掌在李志清手里，而李志清对杜月笙大权独揽很不满，所以黄金荣这一糟老头子老而好色，为朋友惹出如此多麻烦，也让杜月笙等人非常不耐烦了。据说，在三鑫公司一次内部会议上，杜月笙提出，黄金荣做“扒灰佬”，破坏帮会规矩，不能奉这样的人做老大，黄金荣吓得连忙把叫回来摆平这件事。
到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杜月笙和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党国要人”攀上了关系，黄金荣虽还是列名“海上三闻人”，但声势比起杜月笙来说，已经一落千丈了，所以，和杜月笙暗斗得更加厉害。杜月笙的门徒王兆槐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门徒陆京士操纵上海工会，他在军警、特务、工会中的势力无所不在，就难免排斥黄金荣的地盘了。比如黄金荣的得意门生，曾当过英美烟厂工会主席的陈陪德想竞选上海总工会主席之职，竟被陆京士指控有共党嫌疑，被警备司令部扣押，使黄金荣十分难堪，气得他咬牙切齿地说：“哼！没有我的提拔，他哪能窜得上？今朝倒好，吃饭忘记种田人。他忘记我，我就没有他！”果然，后来黄金荣就暗中给杜月笙下绊子，使得杜月笙大大跌了个跟头。
那已经是1948年了，抗战胜利，接着而来的是国共内战，国民党节节败退，各地物价飞涨，蒋介石派俞鸿钧和蒋经国为上海区经济督导专员和副专员，专事打击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的不法行为。杜月笙听到蒋经国到上海，马上下请帖请蒋经国，蒋经国不理，后来还是黄金荣狡猾，让自己的儿媳李志清出面请蒋经国，蒋经国不好拒绝一女流之辈，勉强答应来黄公馆做客。席间蒋问起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李志清的儿子黄起予就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她本人就参与投机风潮，对交易所的黑幕一清二楚，但她借此机会帮助黄金荣打击杜月笙，就回答道：“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指杜月笙）负责的，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黄金），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金条。”如果蒋经国有过上海滩生活的经历，那肯定看得出李志清这番话多有捏造。可他手里握着尚方宝剑，正欲找几个祭旗的下手，如是很快将杜维屏逮捕关押，此事震动上海，终于引出了上海滩上蒋经国“打虎放虎”的一场闹剧。在杜月笙，还以为这是蒋经国找上门来的晦气，不知道这是黄金荣媳妇送给他的晦气。
后来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上海，黄金荣以老迈为由，不肯离开上海。但他最后还是从杜月笙那里捞到一笔钱。原来，黄金荣一直秘密和杨虎、程子卿等人合伙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私下做军火买卖，军火卖给了军火商人刘裕章，刘没付款，原本以为刘赖不掉这一笔款，没想到变天来得这样快，刘裕章跑了。黄金荣一生爱钱如命，现在风雨飘摇的时节还惦记这一笔十万元的债，要求香港的杜月笙替他讨回来。为此还派管家程锡文亲自跑了趟香港。杜给了他一个软钉子，要管家去找大少奶奶（李志清）想办法。李志清在上海解放前将黄金荣的家私席卷一空，逃往香港。黄金荣不依不饶，派程锡文二次赴港，还接连打了几次加急电报给杜。杜抹不开脸面，最后还是叫其门徒万墨林凑起了五万元汇给黄金荣。可以说，终杜月笙一生，他负黄金荣的少，而黄金荣负他则多。
黄金荣对杜月笙最“照顾”的地方，除了将杜月笙带出来，就是送了杜月笙华格臬路的一块地皮，让他盖起了旧中国闻名遐尔的杜公馆。
1925年杜月笙在租界和军阀当局的庇护下成立了“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的鸦片提运，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任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逐渐取得了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实力。1927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充当打手，取得了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1929年杜月笙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当时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职位。黄浦江水依旧滔滔向北奔流不休，而在杜月笙身上却再也找不到那个水果小贩的影子了，一代“大亨”终将长成。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海上闻人”这一个称号，配得起人的不多。首先，这是专给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预备的“专号”。更重要的，上海滩风云人物各行各业代代层出，但真正敢戴着“海上闻人” 这顶帽子的人，几十年来的上海只有寥寥几个。“闻人”似乎和“名人”相通，但决不能划等号，更和现在常用的“知名人士”，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如果称胡适之博士为名人或知名人士，他会颔然受之，但若称呼他为“闻人”，则他会勃然大怒。相反，若称呼杜月笙、王晓籁这一辈“名人”，不加“闻人”的称号，则会有失他们的“身份”。“大亨”和“闻人”之间区别也不能混淆。在旧上海，到处可见挺胸凸肚，翘着大拇指横行过市的人。他们挺胸凸肚倒不是为了表明自己无衣食之虞，而是，不如此不足以表明他们可以横行无忌，翘着大拇指，则是显摆他们大拇指上特大号的黄金戒指。在特定场合，他们也“说话算数”，可以摆平不少麻烦，为周围不少人畏惧。这些人可称之为“大亨”。他们虽然威风，但他们和“闻人”之间的差距，正如瘪三和“大亨”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大亨”是干什么的都有。渔市上，有黄金荣的徒弟“大亨”黄振亚把持着；菜市上，有杜月笙的徒弟“大亨”徐海涛把持着，人力车市场上，有“大亨”顾竹轩把持着；码头上，既有红帮霸头，也有青帮的恶棍，仅沈关生、李茂龄、张宝春三大码头霸主，就各自豢养徒弟1000余人当工头，他们都在上海置办了大量房地产，成为“大亨”。至于赌场、舞场、酒店、妓院、烟馆、夜总会、大世界游乐场等“日进斗金”的十里洋场，每个经理、主任什么的，都可以抖一抖，成为坐镇一方的“大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连挖大粪的行当也有“大亨”，就是俗称的“粪霸”。
但在旧上海的报刊上，以上“大亨”绝对不敢冠以“闻人”的称号。当时经常冠以“闻人”称号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个，其中象虞洽卿、王晓籁等是商界人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则出身流氓白相人，没有什么像样的职业，可他们能够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高官显爵，但全国各地的达官贵人、军阀显要，到了上海的地头上都得先来拜见他们，趋奉唯恐不及。而杜月笙尤其可以称得上是“闻人”中的“闻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里洋场”，连蒋介石、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帐，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比杜月笙要早，财势比杜月笙要大，但一切还要看杜月笙的脸色行事——“杜先生”说了“不”的事情，这些人不敢说“是”。
那么，杜月笙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从高桥镇爬到十六铺，又从十六铺攀到黄公馆，甚至从黄公馆走到杜公馆，这些经历，虽然传奇，但也不过是重复了很多上海滩上别的“英雄”的传奇。只有在杜公馆，杜月笙“站”起来，而且是以一种非常优雅的姿态站着，这才是杜月笙自己的精彩“传奇”。在杜月笙以前，上海滩上的“白相人”，虽然也能够呼风唤雨，也能够纸醉金迷，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够象杜月笙那样跻身“上流社会”、“绅士阶层”。换言之，不管这些人多么“风光”，他们仍然是“流氓”。但杜公馆的杜月笙，再也没有人认为他是“流氓”了。你可以叫黄金荣“黄老板”，黄金荣会很得意，你可以称张啸林“张大帅”，张啸林会很神气，但你绝对不能称杜月笙“杜老板”或是“杜大帅”——“叫我杜先生！”这是杜月笙对别人的要求。
杜月笙做到这一步，只能说是他的“天赋”使然。他的天赋显示在他强烈的权力欲，精巧的权力平衡术，和出乎本能的交结朋友的技巧方面。
当年上海滩上对黄、张、杜三闻人的评价是，黄金荣好财，张啸林好打，而杜月笙会做人。黄金荣好财是上海滩上众所周知的事。比如，因为“老头子”收门生的时候门生一般都得“孝敬”老师一笔拜师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黄金荣看重这一笔收入，对有人来拜门生帖子，来者不拒，结果闹出不少“爬香头”的事来。所谓“爬香头”，也是帮会切口，是指门生拜过一人做老头子后，又越过自己的“老头子”和老头子的老头子攀师徒关系。这是帮会大忌。但黄金荣既是“天字辈”人物，对帮会规矩不放在眼里也不是第一次，他收的门徒里就有不少为了炫耀势力而“爬香头”的“叛祖”人物。张啸林好打，是这人及其手下动不动就“以武力解决”，横冲直撞，气势汹汹，霸气十足。虽然三大闻人里就张啸林文化水平高，但也只有他行头最粗鲁，三字经不离口。杜月笙“会做人”，但“会做人”这三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不容易。
“会做人”首先就要会“看人”。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杜月笙识人之能。
戴笠（1897--1946），原名春风，字雨农，江山保安乡人。六岁丧父。民国2年（1913）毕业于原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校。次年秋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两年后被学校开除，浪迹杭州、宁波、上海等地。民国6年，曾在浙军周凤歧部当兵。民国10年左右，在上海结识杜月笙。戴笠此时混迹上海滩，还只是一个赌场里潦倒不堪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看不顺眼了，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的手下报给杜，看杜怎么处理。杜听说有这样的事，忙要求将戴笠带到杜公馆，让他表演一下。杜月笙虽然赌瘾极重，但赌术却并不怎么样，一看之下，对戴笠这一手随心所欲的掷骰子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倾心结纳，如是当场订交，二人以兄弟相称。后来，广州的黄埔军校开办，在上海招生，杜月笙劝戴笠投考，还求黄金荣特意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当时已是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这封信分量很重。因为蒋介石当年去广州投靠孙中山，也是黄金荣资助的，蒋介石还拜了黄金荣做老师，黄金荣给蒋介石了断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笔四千元的债，还打发他一笔盘缠，这在爱钱如命的黄金荣，真是破格之举了，所以，蒋介石终生对黄金荣都很感激，现在黄金荣的一封介绍信，完全抵得上一封录取通知书。1926年戴赴广州，改名戴笠，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北伐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同学中20余名共产党员，得蒋介石、胡宗南等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当北伐军打到上海的时候，戴笠已经成了北伐军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杜月笙和黄金荣，感谢当年的指点和提拔。1928年戴笠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31年底，蒋介石下野，戴笠失去了靠山，情报工作也干不成了，蒋介石给他们的情报小组发了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可是戴笠一文钱没收到，原来那领钱的人卷款潜逃了！所以戴笠又是一贫如洗，成了潦倒汉，有时连跑当铺的资本都没有。这时候，他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对他仍旧器重如故，热情反而更甚，戴笠开口借钱，他二话不说给五十大洋，对他说缺钱了再来找他，有用得着月生哥的地方，“闲话一句”。戴笠心中感激难以名状，只好含泪告别杜月笙。很快，这五十元花完，戴笠不得已忐忑不安又去杜月笙处打秋风。杜月笙依然很仗义，给他五十大洋。此后又不时接济戴笠，戴笠都记在心上。
1932年1月蒋东山再起，重返南京，开始重用戴笠，由戴成立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戴笠任特务处长，从此戴笠一路高升：35年，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后该科合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戴任处长；37年，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5个支队，后改称“忠义救国军”，自任书记长、总指挥；38年，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42年，戴会见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洽谈情报工作，次年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与梅分任正、副主任。直到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葬身火海，戴笠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也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让人闻风变色的一个角色。杜月笙三十年代开始到1937年上海抗战开始近十年的“黄金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戴笠早年建立的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说，只要戴笠还掌权，杜月笙就不可能倒，因为在一个实行特务统治的中国，戴笠的势力遍布全中国的各种行业，对一般的国人拥有生杀大权，即使孔祥熙、宋子文、陈诚这些蒋介石倚为干城的人物，对戴笠也得礼让三分。
杜月笙和戴笠之间的关系，远不是金钱或权力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从感情到利益的共生关系。据说军统机关如一时周转不灵，戴笠总是亲笔写个条子，嘱咐经管人去找“杜先生”。对此，杜月笙总是有求必应，而且所有帐款往来绝对是“无息贷款”。不要小看“无息贷款”这一承诺，因为抗战期间，中国物价飞涨，货币飞速贬值，贷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几十银行才能勉强保本，杜月笙“无息贷款”给戴笠的军统，等于倒贴百分之几十的本钱。抗战期间戴笠手下在上海活动，杜月笙对自己的门徒说，凡是军统的人来找，要钱给钱，要物输物，要人出人，就当是自己的事。所以，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有不少就是杜月笙的门徒完成的，为此这些门徒生死置之度外，受了不少苦，比如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就为此先后两次坐牢，在牢里被打得几个月起不了床。
当然，戴笠对杜月笙也绝对“够朋友”。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到上海他决不能公开露面，所以他如果到上海，必定住在杜月笙为他安排的地方。他有什么发财的门路，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别人而是杜月笙。1943年前后，杜月笙与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个通济公司，由杜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大老板。通济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这是什么生意？原来，国统区的轻工业很不发达，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产量非常有限，已经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而沦陷区日本人掌握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他们缺钢少铁，更缺少一些有色金属，军火工业难以为继，而中国产有色金属的省份如江西、湖南缺基本上还掌握在国军手里，所以，出现了战争史上千古难闻的奇闻，中日两个交战国为了使战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竟然私底下做起了以货易货的生意：国统区以有色金属、桐油等战略物资交换日本人掌握的棉纱、棉布。这种秘密交易要是捅开来，不止国统区的人民会义愤填膺，连世界舆论也会群议汹汹的。当时不准出口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所以只要戴笠放行，就没有什么障碍。戴笠看到这是赚大钱的机会，马上想到由杜月笙出面来组织这种易货交易，杜月笙从中获利极丰。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授权戴笠处理汉奸问题。这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因为沦陷区日伪多年搜刮来的财物都得没收，大大小小的汉奸为了逃避惩罚都不惜钱财到处钻营打点，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手中的一点点权力都能换来大笔大笔的金钱，所以很快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一个个捞得盆满钵满。戴笠既然掌管汉奸处理问题，他手中赚钱机会就多不胜数了。但他绝对不自己出面，把这些机会让给杜月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那些地位极高的大汉奸如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如何处置，这得蒋介石拍板，等而下之的“中等”汉奸，怎么处置戴笠说了算，但戴笠放出风声来要从严办理，绝对不苟私情，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托——但是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杜月笙。别人请托从轻处罚都没有用，但杜月笙到戴笠处说情，则戴笠无不从命。这已经成了上海滩上公开的秘密。所以那些大小汉奸闻风而动，挤破了杜家的门槛，花了无数的钱财，只为得杜月笙在戴笠面前说一句话。杜月笙当然很有分寸，哪些人可以放，哪些人放了民意无法交代，这些他都心里有本帐，所以也不让戴笠为难。而且，杜月笙也不会当面向戴笠通情，而是通过戴笠的心腹王新衡转达，而王新衡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所以这两兄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狠狠捞了一票。不过，那些汉奸的钱财也是民脂民膏，他们发的不义之财，挤出来也不冤枉他们。
因为杜月笙和戴笠之间有如此砣不离秤、秤不离砣的关系，戴笠一死，杜月笙非常伤心，得到消息的时候，杜月笙正在玩牌，一时之间大惊失色，继而面如死灰，落泪不止。后来，他给戴笠的儿子送了几十万的奠仪，有一年，去戴笠的墓上奠扫，还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眼中含泪，悱恻伤神，这是杜月笙成名以后没有的事——谁当得起他的三鞠躬？谁又值得他流泪？
杜月笙和范绍曾也是这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不过范绍增活到了解放后，回忆起杜月笙的时候，倒了不少关于杜月笙的黑幕，不知杜月笙地下有知，会是什么心情。
论范的职务，他不过是杂牌军川军的一个师长，但他是长江上游一带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领，所以其势力不是一般的师长可以比肩的，而且他很有钱，是四川数一数二的财主。杜月笙和范绍增拉上关系，是有一次杜的一个朋友要去四川开办“吗啡厂”（盈利比贩卖鸦片要高得多，但杜月笙自己不干，成全别人干），杜写了一封介绍信，希望范绍增保护一下，范绍增对杜月笙是“神往”已久，只是无缘识荆，现在当然巴不得为杜月笙做点事以示好。杜月笙很领情，凡是捧他的人，他加倍捧还。后来范绍增特意来上海游玩，杜月笙待之以上宾，吃喝玩乐样样奉陪，将范绍增款待得受宠若惊，从此对杜月笙服服帖帖，有求必应。杜月笙对范绍增的结纳，真的是不遗余力。三十年代范绍增参与“剿共”，在洪湖和后来的贺龙元帅作战，肩膀受重伤，关节都打碎了，杜月笙听到这消息，连夜派得力手下去将范绍增接到上海，请上海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给范医治，保住了他一只手臂。范绍增在上海将养了大半年，杜月笙就当他是亲生兄弟，事无巨细地照顾，花的全是杜月笙的钱。这段时间，范绍增看上上海滩上一位姓黄的红舞女，追了好几个月，花了不少银钱，结果那位舞女还是不肯轻易委身，范绍增在上海滩上不敢放肆，伤愈只好怏怏回到四川。不料，杜月笙知道这事以后，不知使了什么方法，竟迫得这位当红的舞女“负荆请罪”，由杜包了专机飞到四川让这位大老粗“一亲芳泽”，了结他的“相思之情”。
抗战胜利后，从四川又活动到上海来的范绍曾来到了杜公馆。范绍曾来求杜月笙：“月笙兄，我听说，中央现在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你真的想发横财？”“你是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差不多要花光了。”“行，你请刘攻芳吃饭，我出面说人情。”刘攻芳是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第二天晚上，范绍曾设宴请刘攻芳吃饭，杜月笙做陪。酒足饭饱后，范绍增说：“刘局长，我这段时间手紧，能不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芳还没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话：“这些东西都抓在他手上，只要他答应，那还有什么话好说？”这个边鼓敲得咚咚响。刘攻芳不能不卖杜月笙的面子，笑了笑，说：“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当时，买这仓库不需付现款，只是由范绍曾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范绍曾等人的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清点过，间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那一次，范绍曾一个人就足足赚了黄金三千多两。杜月笙待他如此，范绍增岂不感激涕零？
所以，不用杜月笙招呼，范绍增就自己想着法子来报答杜月笙，不要让杜看轻了自己这个朋友。当时四川是出鸦片的地方，范绍增弄几百担鸦片是小菜一碟，这些鸦片运到上海来，则价码立刻翻上好几番。有一次范绍增特意采购了一百担上好烟土，自己打通了沿路的关卡税局，送到上海来交给杜月笙，分文不收，当作礼物送给了杜月笙，这一笔礼，价值几十万元。抗战期间，杜月笙开始时呆在香港，香港沦陷后几乎是只身一人来到山城重庆，人生地不熟，开始时很不得意。这时候范绍增很慷慨地送了杜月笙一套依山的别墅，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范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这也可以说是杜月笙当年种下的人情开花结果了。
杜月笙做人有一个特长，就是会“捧人”。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一样，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觉得此人值得一交，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将这人大大恭维一番，使得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这人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认为杜月笙对自己真不错。这种捧人的手法，无以名之，只好叫“旁敲侧击”法，比起那些当面谀词如潮的拍马之术来说，更为委婉，效果反而更好。
当然，杜月笙捧人绝对不是“口惠而实不至”，他肯花自家钱来为别人办事，为别人邀名，此种手法可称之为“烘云托月”法。杜月笙和蒋介石的两大财神孔祥熙、宋子文关系极好。杜月笙捧孔祥熙就很有特色，也很有技巧。
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来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一步，刚有苏北等几处来募捐过了，大乱之后上海财力也有限得很。这两位于是去找杜，希望杜出面募捐。杜月笙当场就拍胸脯保证：“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的饭，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没几天他就募了一笔巨款。本来他将钱交出就可以了，但他利用这个机会大大地给了孔祥熙一个面子。他向孔祥熙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的经过，说自己愿意代办，但要孔祥熙出面。孔祥熙不费一文不动一指就可以得到这“大善人”的名号，当然是乐颠乐颠。于是，孔祥熙照杜月笙的安排请四川代表何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席间孔祥熙照着杜月笙给的台词，冠冕堂皇说了一番同甘共苦，倾力相助的漂亮话，说完便指着杜月笙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月生马上去办，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月笙便站起来很诚恳地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生一定遵命去办。”这件事当然孔祥熙很有面子。最重要的还不只是给孔祥熙面子，而是由孔祥熙出面，吴国桢才不会塌面子。如果杜月笙冒冒失失来发起募捐，吴国桢推掉的事杜月笙捡起来，等于说吴国桢不够意思，比起杜月笙还不如，那吴国桢的面子往哪里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