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1931（zt）

大漠

因为杜月笙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孔也就对杜另眼相看。如1947年杜月笙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孔祥熙当证婚人，当着一千多各界名流的面，将杜月笙捧到了天上。而且，杜月笙求孔祥熙办事，只要给足了价钱，孔总是办得特别痛快。
　　过去，杜月笙在上海滩走红时，包揽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获得了大量的红利。到了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只好又在鸦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还继续愿意做这方面的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金，向他购买。当时，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并摸了一下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由顾嘉棠来负责。　　 当时，杜月笙是打着投资开发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许多地方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子便争着向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杜月笙承揽了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很多人后悔莫及。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用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绍增找去，把这一切经过都告诉了范绍增。“这个，你去送给孔祥熙。”范绍增找过一看，是一张五百万的支票。当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房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过后，把支票交给了孔。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当晚，范绍增驱车来到杜月笙的别墅。“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听，立刻抓起电话，说：“货物马上准备起运。”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找着，就从财政部拿回了护照。是夜，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的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两天后的一个夜晚，这批烟土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交了货。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100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这钱数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来万元，其余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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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对另外一位财神宋子文也花了不少心思。33年宋子文从上海去美国接洽棉麦借款，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在车站遭到枪击，和宋同行的秘书左右两肋中了四枪，当场殒命，宋子文倒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一场惊也惊得他成了惊弓之鸟，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先打电话叫杜月笙保护他的安全。杜月笙领了这个任务，不敢掉以轻心，率一帮亲信亲自到码头坐镇为宋当保镖，又为宋子文接风洗尘，宋非常满意。但有一种说法，原来车站暗杀宋子文就是杜月笙安排的。杜月笙为什么要下手暗杀“国舅”？吃了豹子胆了？倒也不是，据说杜月笙只是给宋子文一点颜色看看。就在此前，宋子文向杜月笙借了五百万银元（当时还没有实行币制改革），结果还过来的却是空头国债，杜月笙吃了大亏，宋子文还不受情，似乎看不起杜月笙出身，所以杜月笙就安排这次枪击事件吓一吓宋子文，和宋子文并行的秘书丧命而宋却毫发无伤就是这个缘故。经此一吓，宋子文果然对杜的态度又大为不同了，知道杜月笙的作用不可小视。
　　 此后，宋子文送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给杜月笙。宋子文（当时为财政部长）为开发财源，趁着“航空救国”说盛行的时候，推出一种“航空奖券”，他将这奖券交个给杜月笙包办发行。杜月笙自己不贪财，将这机会又送给自己的老搭档、亲家金廷荪，帮金廷荪包销航空奖券，让金发了横财。金廷荪知恩图报，耗资三十余万美元，1934年在杜美路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送给杜月笙。新公馆主楼装饰奢华，餐厅、客厅、宴会厅舒适典雅，陈设均为法式家具。大花园是中因庭院风格，恰好与爱穿长衫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杜月笙的身份相吻合。可惜，当杜月笙准备搬新公馆时，恰逢八•一三事变爆发，于是“杜公馆”主人杜月笙一天也没有在此住过。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将此别墅送给戴笠作为军统办公场所，戴笠为了表明自己不占敌产，也就住进来了。后来，杜月笙以六十万美元把房子卖给了美国新闻处。这别墅就是现在上海新乐路167号的东湖宾馆。
　　 杜月笙之所以在上海滩有这么大势力，单单结交国民党上层人物是难以撑起这么大场面的。杜月笙的关系遍布全国，在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前，杜月笙和各路军阀、政坛巨子的关系就不同一般。他想尽办法结交各路英豪，而且不管这些人正在风头上还是已经落魄，他都能倾心交结。
　　 还是他辛亥革命前，那时的杜月笙还只是一个赌场里“抱台脚”的小角色，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势，但他的“急公好义”、“讲义气”在江湖上已经出了名。有一次武汉新军中的几位遭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途经上海，要去武汉，连盘缠钱都没有，他们找到了杜月笙。因为革命党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落难到上海，实在没办法就去找杜月笙，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会帮你。果然，杜月笙毫不推脱，就开始设法为这几位朝廷命犯筹资。他自己没钱，但想了个办法去讹诈赌场老板。他让这几位杀气腾腾的壮汉拿着几个空香烟筒闯到杜所在的赌场来“闹场”，赌场老板不知这几位英雄来历，忙叫杜月笙过来问出了什么事体，杜月笙一番“交涉”，回报这几位手里拿着炸弹，是革命党来“借盘缠”的，不给就炸场子。老板慌了手脚，立马从帐房支出八百元，让杜去了结此事，杜为了撇清此事和自己无关，还特意推让一番，让老板亲自去交钱，老板不敢，杜月笙就“勉为其难”拿着这一笔盘缠交给这几位革命党人，让他们扬长而去。象这样的事，杜月笙干过不止一次两次。这些人受了杜月笙的恩情，以后也谈不上什么回报，因为他们说不定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但杜月笙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传得这样远，连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也来求自己解困。
　　 辛亥以后不久，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以上海为大本营反袁，杜月笙也出了一番力气。二次革命前，江浙一带盘踞一位称“徐老虎”的土匪出身被招安的军阀，叫徐宝山，此人本是洪帮一个山头的山主，作些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事，后来叛变杀了自己的兄弟，被清廷招安，清亡后又扩充自己势力，和袁世凯打得火热。陈其美为反袁购买的军火被徐宝山截收，所以觉得要倒袁先得去掉徐老虎。可徐老虎本人武功高强，而且深知自己树敌过多，防范极严，根本无法接近。据说是杜月笙出了个主义，叫人扮成古董商，带一个内装炸药的箱子，谎称内有名贵瓷器，送给徐宝山，徐宝山用钥匙一捅，箱子爆炸，将他炸得血肉横飞。杜月笙做这些革命党人才干的事，也不能说他是为权为利，因为他从中既捞不到名也赚不到利，有时反而把自己的钱财搭进去。他所作的，只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当然，也不能说杜月笙没有什么是非，恰恰相反，他是看清了是非的。他后来参与上海的淞沪抗战，出钱出物出人，抗日非常积极，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帮助军统暗杀上海的汉奸等等，这些都和他心中的是非深有关系。换言之，杜月笙不是什么人都帮，他帮那些他看得起的人，帮那些他认为是“英雄”的人。
　　 江湖上传闻，杜月笙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所以能够做杜月笙的朋友，那是极有面子的事。的确，如果杜月笙将你当朋友，你不必担心自己在上海滩有什么摆不平的事。
　　 1924年的齐卢之战，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关系密切的卢永祥战败，逃往租界，是杜月笙力排众议，收留了卢永祥和何丰林，将自己的房子借给这二位败军之将，还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后来他们见上海也不是久居之地，就转道日本遁往天津、青岛等地。杜月笙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是雪中送炭，这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
　　 1925年11月，皖系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徐树铮来到上海。当时皖系和直系争地盘的齐卢之战尘埃落定，皖系在江浙和上海一带的势力已经瓦解。在皖系的卢永祥兵败之后，徐还集结皖系余部，自称江浙联军总司令，率部抵抗齐燮元军队，后来独力难支，被迫出国。他出国不久，由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爆发，直系垮台，段祺瑞咸鱼翻生，出任临时执政，立即委派徐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让他游历各国，结交外国政要，游历完了回到上海。徐树铮虽然文韬武略皆备，有儒将之称，但为人刚愎自负，得罪了不少人，他这一趟到上海，有很多人是等着买他的人头的。所以他到上海之前就密遣代表要求“三大闻人”保护他的安全。虽然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不太乐意，杜月笙却满口答应。在杜月笙的劝说下，三闻人亲自上徐树铮的坐舱迎接徐树铮，并一路护送他到达英租界南洋路，自此派人轮班守护，一直到他平安离开上海。可惜，徐后来还是死于非命。他到达北平后，又离京返沪，在廊坊车站被冯玉祥派人捕杀。徐树铮和冯玉祥结仇，是因为徐树铮捕杀了同为北洋军阀的杀人魔王陆建章（曾任袁世凯的军法执行处处长），而冯玉祥是陆建章嫡亲的外甥。
　　 杜月笙对皖系军阀“情深义重”，那并不意味着皖系的对头来了他就横眉冷对。
　　 1923年6月，受直系军阀控制、向来和段祺瑞不和的总统黎元洪被皖系排挤，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后来辗转来到上海。他派驻上海的代表早就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接洽安排就绪，因此黎抵达上海时，受到三大闻人的热情款待，杜月笙尤其十分仗义，将杜美路自己的一幢洋房粉刷一新，并备妥了全套家具，恭迎“故黎大总统”入住。这幢房子也有些来历，它是1921年造的，设计师是法国人，最初的主人则是犹太人，这个犹太家族有兄弟两人，而他们的太太也是姐妹，做的是贸易生意，非常富有。不知怎么的，这套房子就转到了杜月笙手里，但杜月笙这时候还没住过，这房子就是现在的东湖路７号。解放后，东湖路７号一度是“苏联驻华文化代办处”的驻地。以后归市政府，有许多高级领导人在此下榻过。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不少艰难谈判讨论便在这里进行。现在东湖路７号已开放，已成为名曰“大公馆”的高级会所餐厅。
　　 所以，黎元洪以在野之身的一个落魄总统，落难到上海还能住到这样高级的洋房，他对杜月笙等人的观感自然不同一般。尤其难得的是，此时的杜月笙率领小八股党一帮兄弟，亲自为黎元洪日夜护卫，充当保镖。黎在这公馆里，住得有点乐不思蜀，一住就是三个月。黎北返前，再三向杜致谢，临行前又破费，特地定制了十枚纯金的奖牌，分赠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之行，杜月笙照顾得如此尽心尽力，赚得的最好最珍贵的礼物，要算是黎元洪秘书长、著名的骈文大家饶汉祥赠送杜月笙的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饶汉祥文章出了名的典雅，1922年黎元洪复总统职时，他有过一个传颂一时的大手笔，就是写了一篇致全国各界的“渔电”。但他有时写文章不惜以辞害义，民国二年黎元洪被选副总统，答袁世凯的贺电有云：“元洪位备储贰”，大笔一挥将个副总统变成了袁世凯的“太子”，这就是饶汉祥的手笔。当时饶汉祥为鄂民政长，出示必自称曰“汉祥，法人也。”意思其实是说自己是“法家”，依法办事，章太炎为联语嘲笑曰：“副总统篡克定位，民政长是巴黎人”。饶汉祥这一次赠给杜月笙的一联，倒没有出如此“昏招”，而成了民国时期的经典“绝对”：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将杜月笙比为战国时名动天下的“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又将他家族比作汉中世族杜家。《辛氏三秦记》形容韦、杜两大族地位特高，权势显要，几可和帝王比肩：“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楚国春申君黄歇封地本来就在上海一带（故上海也称歇浦），据说上海“申城”的别名就是来自春申君。这一联用典文雅，将杜氏的豪爽好客、声势煊赫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又不露媚态，不愧是文章大师。相比之下，杜月笙的门客和老友，也是文章高手的章士钊拍起杜月笙的马屁来就太露骨了。抗战胜利不久，杜月笙六十岁生日，鉴于“时局堪忧”，杜月笙没有象杜祠开祠一般大办一场，但这个生日上曾做过民国司法总长的名律师章士钊给杜写了一篇寿序，让这个大寿宴会着实“精彩”了一回。且看他如何赞杜月笙：“卢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测，于是相持共八载；顷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操之至贤，导之使然之二三君子者，其谁乎？吾重思之，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一出一处，隐隐然天下重焉。……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以寻！”文章古奥，而善颂善祷，将杜月笙的抗战功绩居然提到“蒋委员长”的高度去了，这样的寿序居然还有孔祥熙等人的签名，一时传为笑谈。
　　 杜月笙也有自知之明，捧人不能捧得太过，“过犹不及”。他觉得还是饶汉祥的对联最切合自己的志趣和身份：慷慨好客，散尽千金，不官不民，一呼百诺的“一品老百姓”。所以杜得到饶汉祥这一副对联，如获至宝，将此联特请名家雕刻为黑地金字，悬在杜公馆客厅的两楹。门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
　　 1931年9•18事变，张学良丢失东北，成了全中国人神共愤的卖国将军，不久就胀着一肚子气黯然下野，和于凤至来到上海散心。杜月笙对这位“过气将军”照样待之以上宾，尽心伺候，不让张学良有半点冷落之感。那时节张学良沉湎于毒品，面容滞暗，精神不振，杜慨然为之策划治疗，去其沉疴。所以张到沪不久，就迁居福煦路181号，由专门医生为他净毒除瘾。经过一段时间后，张学良慢慢脱离苦害。所以，杜月笙逢人便说，“汉卿有决心。”
　　 杜月笙眼光远，不孜孜于近利，不论当权的或在野的，他都肯折节结交。对于有些落魄的名士，也给以接济和收养，以笼络人心。有一个姓杨的，曾任福建督军的秘书长，卸任时，将历年搜刮所得，装了6只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宝古玩。派人押运来上海，准备在租界当寓公。不料船到上海后，发现6个箱子全不翼而飞。杨得讯后，请淞沪镇守使代为查访，毫无结果。改请杜月笙帮忙，只3个小时，就全部追回来了。杨某感激之余，拿出4000元，请杜月笙转酬其部下。杜月笙坚持不受，说：“自家人，交个朋友。”杜月笙还供养着一大批军政界失势的名流，如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在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避居上海，杜月笙请他做秘书，每月供奉大洋五百，还送一栋住宅，杨度在清末民初可是“帝王师”一流的人物，居然被杜月笙收罗来，可见杜的气派不小。此外袁世凯多年的心腹秘书张一麟亦受过杜的接济，原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被鲁迅讥为老虎总长）的章士钊，在政界失势之后也成了杜的法律顾问，此外上海滩的名律师秦奎联也是他的法律顾问。杜月笙有什么事情需要打官司，就让他们两人出面，没有不赢的道理，这两位虽然贵为上海滩上的一流大律师，却甘愿为杜月笙效“犬马之劳”。当然，杜月笙给他们的好处不小，过年过节都有红包，此外如果是为一些富翁打官司、敲竹杠，这些律师是可以捞不少的，而杜月笙向来包揽替富翁了断家务的纠纷，这时候让这几位律师出面，既体面又实惠。
　　 总之，无论南北军阀与官僚政客以及外国名人到上海，他都想办法通过各方面关系去联络应酬一番。他最得意的是日本元老西园寺到上海时，对他表示非常好感。有一次杜月笙和范绍曾闲谈，说起自己和西园寺一直保持联系，范还将信将疑，后来范的儿子去日本留学，杜月笙写了封信交给范的儿子带给西园寺，果然很得到照顾范这才大开了眼界，对杜月笙关系之广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连李顿调查团来到上海，杜也曾盛情招待，主持中国海关与邮政的外国佬也同他经常保持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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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好像杜月笙真的是个菩萨心肠、有求必应，只知与人为善、从不与人为难的大善士了。却又不然。如果上面说的是杜月笙“温柔敦厚”、“侠义心肠”的一面，则他还有扮鬼脸的一面。不过，他扮起鬼脸来也总是那么“斯文有礼”，决不会如张啸林之流满口喷粪、赤膊扬拳。他用心计，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把人家收拾掉了，轻轻松松拍拍手，用干净的毛巾优雅地擦擦手，然后环顾四围，象没事人的踱着慢步。你绝对不会觉得他很可恶，因为，绅士才是他想要的面目。
　　 杜月笙曾经想暗杀宋庆龄，这是军统特务沈醉披露的密闻。在蒋屠杀工农、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蒋分裂，积极组织反蒋活动，蒋介石对宋庆龄仇恨万分，多次想下毒手，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或者惧于宋美龄的反对），才迟迟未敢下手，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前后进行监视。有时，特务们写信或打电话进行恐吓、侮辱，她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径吓倒，反而更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最后，蒋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1933年6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她。宋庆龄似乎知道这些伎俩出自蒋介石，她也藐视不顾，依然反蒋如故。后来蒋介石狠了心，让戴笠动手消灭宋庆龄。戴笠和沈醉想了个办法，想以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将宋庆龄撞成瘫痪，只留她一条性命，让她再无反蒋的精力。这个计划中杜月笙参预很深，他给沈醉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沈醉试了一下，车子很好，只等戴笠一声令下，就可马上出动。事先沈观察了宋庆龄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都有杜月笙的熟人，出事后疏通也方便些。但后来因为怕弄得不好撞死了宋庆龄，不好向宋美龄交代，这个计划就打消了。从此事可见蒋介石的心狠手毒，连国父孙中山的未亡人他也要杀害，杜月笙则只要是蒋介石交代下来的任务，不管多么伤天害理，他也敢干，他们两位的流氓作风如出一辙。据宋庆龄后来说，蒋介石就是一个流氓，如果不是娶了宋美龄，信了基督教，他只会比这更坏。
　　 还有一件事也可见杜月笙的心肠硬。张啸林和杜月笙是情同手足的关系，他们一起打天下，一起坐天下，在上海滩上联手打造了铁桶的江山。但是杜月笙在抗战的时候，因为张啸林做了汉奸，就下令自己的门生将张啸林干掉，这件事站在国家大义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这在帮会规矩来看则是手足相残，坏了帮规，而且杀张啸林的是杜月笙的手下，则这些人更是以下犯上、欺师灭祖。张啸林之所以落水当汉奸，固然和这人无气节有关，但也和他想从杜月笙势力之下出头的想法有关。按出道和得势的时间来看，张啸林资历比杜月笙早，辈分也比杜高，但自从杜月笙立住足以后，他的势力反而超过黄金荣、张啸林，凌驾这二位前辈之上，张啸林无论在声望、势力和关系上，都无法和杜月笙比肩，而张啸林自认是喝过几滴墨水的人，论文韬武略自己都比杜强，所以一直不服气。现在看到杜月笙的势力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撤退在消退，他认为这是一个压倒杜的机会，所以当杜邀他一起撤退出上海的时候，他唯唯诺诺，不肯表态，实际上这时候日本人在和他秘密接触。后来杜知道张啸林不肯随政府撤退，就不再勉强。不料张啸林在杜离开上海之后，竟真的落水做了汉奸，以他在上海的影响，这是一件对中国抗战很不利的事。当戴笠的手下陈墨负责在上海埋伏锄奸的时候，杜月笙答应自己的一切资源都可由军统调用，陈墨想干掉张啸林，向杜请示，杜没有拒绝，也就是默认了。于是陈墨在万墨林等人的协助下先后三次暗杀张啸林，最后一次才把他除掉。第一次是张啸林和另外一个汉奸俞叶封（他帮助张啸林收购棉花、煤炭等战略物资送交给日军）一起去戏院听戏，军统人员向张的包厢射击，结果张恰好接日本人的电话外出一会儿，躲过了这次暗杀，将另一位汉奸打成了筛子。经过这次暗杀之后，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深居简出，极为谨慎，所以暗杀的机会很小了。第二次，是张不得不外出的一次，陈墨等人得到消息，预先埋伏在十字路口，看到张啸林的车队来了，在十字路口停住的时候，用机枪扫射张的座车，结果张的司机见机很快，马上踩油门冲了过去，张只受了点轻伤。从此以后，张干脆不出门。于是有第三次暗杀：军统买通张啸林的绰号叫王和尚的保镖林怀部，他是张啸林大儿子奶妈的儿子，枪法奇准，可以说百发百中。张啸林看中他的绝技，又认为是属于“家生奴”性质的人，是亲信中的亲信，便收他为贴身保镖。林对张的落水做汉奸甚为不满，又加上张性情火爆，喜怒无常，打骂手下人是常事，张的手下没有人对他感恩戴德的。陈默买通了林怀部，晓以抗日大义，要他伺机除奸。于是这天张啸林在楼上会客室会见伪杭州铝箔局局长吴静观的时候，林怀部借机生事，和张啸林的司机吵架，吵得张啸林在楼上火冒三丈，探出头来大骂让他们滚开，这时候林和张对骂，骂得兴起，抬手一枪，只见一颗子弹从张啸林张着的嘴里钻进去，穿过后脑，从枕骨出来。张啸林只哼了一声，便倒在楼板上，死了。吴静观回过神来以后，便急忙拨电话向日本宪兵队报警，他还在拨电话的时候，林几步窜上二楼，又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林怀部走下来，坐在大门口一条板凳上，将手枪往旁边一放，点起一支烟来，对围上来的一帮人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林怀部除掉这个大汉奸的，现在等着法国巡捕房来抓。这事与你们无关！你们谁也别乱动，我的枪法你们是知道的。”于是张啸林手下也没人敢拘捕他，直到法国巡捕房的人将他带走。因为这时期，日本与英、法、美尚未宣战，日本宪兵队要进入租界，还得巡捕房同意，办手续才行。这样，等日本宪兵赶到，林怀部早已被陈墨等事先布置好的法国租界巡捕房带走了。
　　 杜月笙安排自己的门徒来暗杀多年兄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做得非常对。但这件事杜从不敢张扬，就是他的手下也是一个字都不敢提。后来万墨林被吴四宝抓住，吴四宝严刑逼供万墨林，就是想知道谁主持暗杀了张啸林（因张正在筹备当浙江省省长，也算一汪伪政权的要人），万咬紧牙关不敢吐漏半点实情，实在打得狠了，只说这件事不能说，打死我也不能说，说出来杜先生没法做人了！这就是暗示杜月笙参加进来了。后来杜月笙抗战后重归上海，却再也没有住进华格臬路的杜公馆，而是宁愿出重资在华懋大厦顶层十八楼租了一层作为居处，就是因为张啸林的公馆和杜月笙公馆只有一墙之隔，杜月笙觉得过意不去，不愿再住在哪里受晦气。杜激于民族大义除掉了张啸林，他心中恐怕也并不好受。
　　 杜月笙起家是在帮会，他立身还是在帮会，虽然他后来漂白了当了“大善人”，他在上海滩上作恶的事也尽人皆知，不过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来罢了。他替宋子文了结风流案就是“地道”的狠毒手段。
　　 当年宋子良在上海滩，其名声虽然比不上他哥哥宋子文和三位嫁予党国政要的富贵姐姐，但毕竟是皇亲国戚，豪门阔少，也算得上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个风流倜傥的流氓公子有一次上维也纳舞厅跳舞时，被该舞厅舞女张小姐的美貌所倾倒，频频地约张小姐跳舞、看戏、吃饭，为张小姐购买衣服、首饰、不久，又在一家豪华旅社包了一间客房，作为与张小姐的幽会之所。几个月后，正当宋子良把张小姐玩腻了而在外面别觅新欢时，有一天张小姐突然告诉宋子良她怀孕了。宋子良本想把张小姐玩弄一番后丢几个钱将她打发走，听到张小姐怀孕的事吃了一惊，他拿出了几千元钱，要张小姐夫打胎，从此两人一刀两断。但张小姐不肯善罢甘休，提出要十万元，作为她母子俩今后的生活费。宋子良玩一个舞女岂肯付出如此巨款！但张小姐的态度却越来越硬，并扬言如不答应她提出的条件，就要将她与宋子良秘密姘居并怀孕的事情捅到报纸上去。宋子良见事情不妙，不能收场，便跑到杜公馆，请杜月笙帮忙。杜月笙他听宋子良说完事情经过后，一口答应此事由他出面解决。他准备怎么解决？这回可决不是由他出钱来给宋子文擦屁股。他指使几个手下，将这位红舞女神不知鬼不觉地绑架了，绑住她的手脚，在她的嘴里塞上了毛巾，把她装进了麻袋，待天黑后，把她抬上小火轮，驶时吴淞口外扔进了长江。她连她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葬身鱼腹，连半个银毫子都没见到。这种手法，杜月笙擅长的，叫“种荷花”。杜月笙就这样心狠手辣地以两条人命的代价，为宋子良“干净利落，不留后患”地解决了一桩风流案。两年后，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在处理刺杀大世界经理唐嘉鹏案件时，意外地发现了张小姐遇害的一些线索，经过他亲自侦查，终于掌握了全部内情。但此案涉及国民党政府显要人物宋子文、宋美龄的弟弟，饶伯泽不敢擅自行动，打电话请示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当局也不想为一个舞女与国民党政府搞僵关系，故迟迟不予答复。这两条人命也就沉冤黄浦江底了。
　　 不过，有时候有“不明内情”的禁毒当局还要敲一敲这只大染缸和聚宝盆，杜月笙则采取硬碰硬的手段，收拾局面。属于十九路军系统的戴戟当上海警备司令时，有此他手下的特务将吗啡大王陈坤元扣押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把陈秘密押回司令部。此事被一个姓陈的妓女看到，立刻打电话向杜报告，杜马上叫顾嘉棠带了八个挟枪的大寿，闯进房间，硬是从特务手中把陈抢走。戴戟因为这是在租界，吃了这个闷亏也不敢声张，更是连指使的后台都没摸清楚。
　　 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出身的蔡劲军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大概刚来的时候还有点黄埔热血青年的血气，不肯和杜月笙“同流合污”，上任伊始，将杜月笙安排的公安局的一帮关系户全盘清退。杜月笙不动声色，忍气吞声。但很快蔡劲军就尝到杜月笙的厉害了。有一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沪视察，蔡派军乐队大张旗鼓地去欢迎，结果这一大队旗帜鲜明的人马走到法租界就被灰溜溜缴了械，全部乐队都被法租界巡捕房拘去，原因是其中数人随身携带武器，违反租界规定。蔡劲军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因为租界是在国民政府鞭长莫及的三界之外。后来有人指点蔡劲军，以后给杜先生面子，就不会这样丢面子了。蔡劲军至此才明白，得罪杜月笙，在上海滩寸步难行。杜月笙这种硬和狠，是上海滩上一般大亨不敢与他交锋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连武装军警门口都敢去上门“拔牙”，连上海市公安局都敢“修理”，一般角色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其实，杜月笙的之所以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能收服一帮兄弟，跟他这“狠”字诀有关。据说他在刚开始给赌场“抱台脚”的时候，赌场主人看不上他（杜月笙的确身子骨太软弱，不说熊腰虎背、膀阔腰圆，他连一般的流氓身坯都不够），不肯让他护场。杜月笙一看，这场子塌大了，怕以后再也撑不起来，一股怒气只在胸中翻涌，抽出一把解腕尖刀，往自己大腿上使劲一扎，鲜血直冒，让在场的人看得胆战心惊，那老板吓得连忙呼人救护，只喊英雄英雄，某人有眼无珠。杜月笙为人，软中有硬，乍一看，斯斯文文，但该心狠手毒的时候，他下手比谁都狠，手段比一般人都毒。就像一条竹叶青，盘在苍林翠竹中，如果不去惹他，你可以把他当风景，一旦你去撩拨他，甚至去踩他尾巴，那他露出的就是毒牙。
　　 他从离开黄金荣家在上海自立门户之后，便极力主义避免树敌，但看不起他的人还是很多，尤其是那些老上海以买办起家的工商巨子，一般都和租界当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财也有势，对杜月笙这种十六铺起家的白相人是嗤之以鼻的。所以杜月笙起家的时候，就受到老一辈的买办富豪的压迫。这其中最使他怀恨的就是魏廷荣兄弟。魏是浙江帮，在上海的势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也是风云人物。当江浙军阀混战时，不少散兵游勇窜倒法租界来，租界治安大乱，于是魏廷荣发起创办“中华义勇团”，自任团长，帮同维护租界治安，很得法国人赏识，以后还当过商会会长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当杜崭露头角时，魏怕他将来与自己竞争，便处处压制他，杜羽毛未丰时只能与他虚与委蛇，忍气吞声。但到了杜月笙和国民党政权建立关系，在法国人那里也打通了关节的时候，他就使出狠招了。他先是派人去绑架魏廷荣，未成，又组织人马暗杀，结果魏廷荣闻到风声，吓得避往外地，不敢在上海露面了。因为这时候杜月笙的势力，在法租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已经可以和法租界的领事称兄道弟，而魏廷荣反而日薄西山。以后杜月笙名声日大，才不再这样锋芒毕露，不敢做这样嚣张的事。用他对范绍增说的话来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在一次商界聚会上，他对那一帮早先发迹的大富豪们也说得很诚恳：“我杜月笙原本不过是一条蚯鳝（蚯蚓），现在好不容易成了一条小龙。以前做的那些事，有上不得台面的，以后再也不会做了。你们也不用怕我，以后有什么事体，请放心招呼我，总归愿和各位一起共事。”
　　 杜月笙对魏廷荣这一类人可以使尽解数来报复往年之辱，可碰到另一类人他则只有忍气吞声。且看国民党新桂系的开山祖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第531-532页）中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比起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他说的“我党中枢领袖”，当然就是蒋介石总统，而“这批流氓”，无疑说的是杜月笙、黄金荣之“流”。蒋总统的确和这些流氓混得过近——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族有婚丧祭祀，除各路军政要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幛悬挂在中堂，来装点门楣。在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首记“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蒋介石与上海黑帮关系，就是这样到了黑白一家，不分彼此的地步。在蒋得势之时，各级禁烟机构中，国民党当权者居然故意安插向来贩卖烟土的青帮分子来“查禁烟土”，杜月笙就是上海市禁烟委员会三大常委之一，真是“猫鼠同穴”，可见他们已经早已打成一家了。1932年11月，蒋介石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要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杜月笙到汉口走了一趟，征得官方允许，以每月交付中央财政部300万美元为条件，在上海公开出售鸦片，至此终于黑白合流。李宗仁既然敢如此讥评这帮流氓和蒋总统的“深情厚谊”，他自己当然是“身家清白”，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了。的确，有一年李宗仁经过上海，杜月笙出于广交天下英雄的作风，一闻到李将军来到，马上托人盛情邀请李，欲为李接风洗尘，也好倾心结纳，但李宗仁看不起杜月笙，杜托人说几次，李拒不“赏脸”。杜当然知道李这种姿态就是看不起自己。他虽然觉得很没有面子，但其时李宗仁正手握数十万雄兵，杜月笙丢了面子也不敢有所怨言，只得作罢。
　　 但后来李宗仁却还是被“逼”到了杜月笙的宴客桌前。这是因为他也有用得着杜月笙的一天。事情还得从当时政界的倒蒋风潮说起。北伐之后一直到三十年初期，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固，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胡汉民等人都欲将蒋介石拉下马来。所以胡汉民和李宗仁就合计来整垮蒋介石。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与蒋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谊，上海帮会曾是蒋介石政权剪除异己的工具。另一方面，胡汉民等人则是较为清白的政客，与黑社会应该无涉。但现在有不少材料表明，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胡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也走得很近。1931年底，胡汉民失势离宁经沪南返，一般人惧于蒋介石的淫威多避而远之，杜月笙则亲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盘。胡汉民也礼尚往来，“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他为杜月笙、张啸林等祝寿应酬的内容，陈群是胡与杜之间的联络人。胡甚至曾企图借助杜的帮会力量在上海抗衡蒋介石。胡现在和李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所以胡汉民就力劝李宗仁和杜月笙应酬。这一天李宗仁终于勉强应了杜月笙的请一起吃饭，杜月笙惊喜过望，极为殷勤地招待，根本不提前几次李轻看自己给自己的“侮辱”。可见杜月笙也是“看菜吃饭”，柿子专挑软的捏。
　　 他后来还帮李、胡等人暗地里拆蒋介石的台。1932年初，已下野的蒋介石策动杨虎在上海酝酿罢工罢巿，以压迫胡汉民支持的孙科内阁。胡汉民一面为孙科打气，一面托陈群转请杜月笙等利用其在上海的特殊影响，“将此种酝酿竭力设法消弭，……俾新政府真能负荷其任务也”。胡汉民等人组织的“新国民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法租界内，按月向巡捕房交纳1500元的“电台保护费”，此事若杜月笙不首肯，是办不成的。由此可见，胡汉民、李宗仁等为扩大反蒋阵营，广泛结交同盟军，利用一切社会力量。而杜月笙等也是深谋远虑，千方百计与政界各派联络，左右逢源，这也是他四面八方兜得转的原因之一。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政见原则，凡是看得起他杜某人的人，他就愿意跟人家做朋友。当“朋友”之间起冲突，他也照样周旋其间，装出对两方都“拔刀相助”的样子。
　　 比如1946年选副总统，蒋介石中意孙科，但李宗仁抗颜出马竞选，所以选票拉得很紧张，硝烟味很浓，甚至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为孙科拉票。有次他找范绍曾谈话，希望他投孙科的票，范是个直肠子（有“范哈哈”之称，四川话傻瓜之意），就说李宗仁先找过自己了，自己已经答应李了，还替他拉了好几张票。蒋沉吟一下，大度地说，你自己的票可以投给李宗仁，但你手里掌握的其余人的票，必须投给孙科。谈话回来，范绍曾六神无主，他心中把李宗仁当朋友，况且已经答应人家了，怎好出尔反尔？于是他向杜月笙请教如何收场。杜哈哈一笑，说这种事情还不好办，你看我，无论谁叫我支持，他都答应下来。这种场合，应当机灵一点，不但不能为这种事得罪人，还要借此机会来笼络人才是“正道”。范得到此一“秘诀”以后，仔细观察那些拉选票的人，果然，每个人对杜月笙都抱着希望。本来杜月笙能控制的选票就不多，分散开来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杜却如鱼得水，捞到不少人的好感，也得了实惠。范绍曾对杜的这一秘诀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他自己使将出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大漠

杜月笙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止是在政治圈子，事实上，他的全盛时期其势力深入到经济、金融，工商、工会，新闻、报界，已经是一个名至实归的上海“土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先说他打入经济、金融界的手段。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的鸦片走私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为什么他想起要办银行呢？据说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因为杜月笙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信奉“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这一套很传统的江湖风仪，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而要跻身上流社会，老是贩卖鸦片可不行。所以，象所有有远见、有野心的黑社会领袖一样，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张謇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曾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蒋介石建政后，他曾出任过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长，因留学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联系，被蒋介石任命为驻法公使，但没有到任。当时，钱新之正担任中国最有势力的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是上海金融界数一数二的巨头。杜月笙既然是法租界的闻人，对这样的场面人物当然倾心结纳，所以钱新之居然肯以官商两界红人的身份为杜月笙所用，帮他出谋划策。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是大英银行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贯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二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杜月笙向来对名门巨户的桃色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十也可从中得利邀名。就说徐懋棠这一桩家产纠纷，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连威逼带利诱，以五十万元打发了她，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诏”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作主，杜是董事长。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林。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当时开张的时候，银行业的同行都来捧场，送的“堆花”就颇为可观，中汇不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的声誉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当时，通商银行的大权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宗耀）手中，但他眼光不够长远，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达到长江下游的时候，此君还在到处为孙传芳大帅筹措军费，还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杀气腾腾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将他通缉，逼得他逃往青岛不敢露面。那时节杜月笙还没有想到要向银行业伸手，所以经傅筱庵一帮亲故的疏通，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说情，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于1932年6月改组董事会，顺理成章将杜月笙、张啸林等增添为董事。1934年，通商银行花了210万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以装饰门面。但到了第二年，由于亏损太大，经杜月笙之手将这座大厦以15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这件事上，杜月笙帮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则帮助杜月笙继续掌握鸦片市场的控制权。
　　 然而，杜月笙虽然开始只是列名为通商银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银行的“太上皇”了，这原因，就如同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一般，有人拥戴，他自己也乐意。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设法借到些现金，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杜月笙便让人在运钱时以帆布盖着车，真的钞票显露一些，底下一捆捆包扎的并不是钞票。卡车开到通商银行门前，在挤兑者众目睽睽下，门徒们将一捆捆钞票搬进去，随即又于夜间从后门悄悄将这些钱运走，如此反复，使得挤兑者的心理状态发生变化。同时，杜月笙又令门徒拿着自己的钞票，在通商银行装成存款的样子。他还招集烟、赌、娼各界老板开会，要他们不要轧闹猛。这些老板们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纷纷到通商银行存款。如此一来，挤兑风潮变成了排队存款，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大权。这等于宋江上了梁山收拾了王伦一般，后来者居上。不过，熟知内情的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
　　傅筱庵对自己大权旁落一事耿耿于怀，可抗不过杜月笙的“人气逼人”，于是只得忍气吞声。后来，他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翻身，那就是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避往香港的时候。因为傅筱庵一直和日本人做生意，所以抗战一起，他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不肯随国民政府内迁，日本人也正在物色可以当汉奸的有身份有实力的头面人物出来“维持秩序”，所以，淞沪战役硝烟还在弥漫，傅筱庵和日本人已经眉来眼去了。日本占领上海，将租界以外的市区改为“大道市”，意出《礼记•大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似乎还真想把个上海滩建成“王道乐土”，但当时的上海人暗中称呼这个“大道市”为“大盗市”，倒也名实相符。傅筱庵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治下一直憋着一口气，现在就自然落水当汉奸，俨然成了这个“大盗市”的首任市长，上任伊始，气焰不可一世。据说傅筱庵的一位公子在通商银行的楼道里见到了杜月笙的一位手下杨渔笙，阴狠狠地招呼他让他夹紧尾巴，说被日本人抓住就活不了，这就是傅筱庵要和杜月笙等人算帐的先声了。杜月笙当然听到了这些不利的消息。现在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杜月笙的势力一贯都是在租界里的，而现在日本占领上海华界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当局对日本也已经畏之如虎，不敢去撩拨日本人的虎须。当时白人出了租界，经过日本占领区的时候，日本军人迫使他们鞠躬，稍有不从就打耳光，这在往日，这些白种洋人早已经暴跳如雷地动枪动炮了，可如今欧洲一场大战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打得奄奄一息，对日本这个新进帝国只好低眉顺眼，洋人受了欺负也只能忍了，何况中国人？所以杜月笙现在怕了傅筱庵这个落水汉奸也不是没有来由，因为现在轮到傅筱庵“坐庄”了。
　　 不过，傅筱庵得意得太早了。杜月笙自己已经离开上海滩，他的大批门生却还是扎根在上海，傅筱庵要动杜月笙的基业，远不是那么容易。杜月笙离开上海的时候，吩咐他的亲信万墨林、应采丞留守上海，万掌管内务，应照应外场，杜家的“天下”依然根基稳固。杜月笙特别关照万墨林，对戴笠军统一系的抗日活动要全力支持。而军统在上海沦陷初期的主要抗日活动就是暗杀落水或即将落水的大汉奸，军统负责锄奸的特别行动组组长陈默，既是戴笠的心腹，又是杜月笙的门生。因为杜月笙还在上海埋下了这一招伏棋，傅筱庵就还是斗不过杜月笙，傅筱庵当上“大盗市”市长不多久，就身首异处了。原来，杜月笙的门徒和军统特务打动了傅筱庵的一位山东大厨，这位厨子对傅筱庵做汉奸很不以为然，加上军统答应保证他的安全，给他奖金，他就在夜里用菜刀剁瓜切菜般砍掉了傅筱庵的脑袋。很短的时间里，陈默的行动组暗杀的大汉奸有前北洋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等名人，一时之间那些想做汉奸的人整天提心吊胆。
　　 杜月笙在香港沦陷后转进到重庆，开始时手头很是紧张，上海滩上挥金如土的做派作不出来了，所以就想着在重庆重起炉灶，再办银行。他在抗战一起就算计好了，让通商银行于1938年4月与四明、中汇两银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将通商银行各地分支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元运抵香港，寄存于美国大通银行。同时杜月笙关照门徒将上海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美国花旗银行。1941年7月，又从上海抽出150万元资金转移到重庆，这正是珍珠港事变美日开战之前不久。1943年6月，杜将重庆分行改为总行，并先后在兰州、西安、洛阳、宝鸡、成都、衡阳、桂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利用投资或贷款，渗入和控制各地的工矿企业。
　　 看看这些调度，真不得不佩服杜月笙的先见之明。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上海的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场事变会和以前的9•18、华北事变、1•28淞沪事变一样，最终以和谈告终，不会演变成中日全面开战，所以上海还是可以安然无恙。独杜月笙一人未雨绸缪，在报上发表言论认为抗战很快将波及上海，上海各界应该预作准备、奋起而支持北京抗战的29路军。他一方面组织抗战后援会支持军队抗战，一反面为自己的基业打算，开始转移资产，以上他对通商银行的处置，就是这种常人不及的先见之明。当然，有人说杜月笙之所以“料事如神”，只是因为有孔祥熙这位内线给他通风报信，当蒋介石下定决心开辟淞沪战场全面抗战的时候，孔祥熙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杜月笙。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是靠“三阳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替他占地盘，“闯天下”。1931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清末状元，清末至民国期间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张氏兄弟以在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起家，在清末民初横踞江苏一带，上到总理总统，下到督军巡按、以及府县衙门，都得买他们的帐。当杜月笙崛起上海滩的时候，张謇故去，张氏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破产，张家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张謇的一个独子张孝若苦苦支撑着几个企业，其中盈利还算可以的就是大达轮船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清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管理权。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杨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运业的码头，他就要在这个码头发号施令，不肯屈居人后。当时航运业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的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还有他同乡开办的平安、达兴、等公司势力也颇雄厚。他们看到杜月笙插足航运业，心下当然不太乐意。三北公司、达兴公司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上海航政局长在杜月笙要求下拒绝发给他们通航苏北许可证。虞洽卿等据理力争，在航运界调停下终于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航线。可是他们有摆不平的关系，杜月笙却能摆平，那就是江上做着“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却是此道中人，他请出苏北清帮的头面人物“高老太爷”高士奎传话，让这些洗劫轮船的兄弟“看菜吃饭”，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一律秋毫不犯，而对其他公司则尽管放手做去。这样一来，上了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轮船，就等于上了一道生命兼财产保险，那还不是顾客蜂拥云集？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有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输了几十万元，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出一百零九万元低价把它买下来。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大连回来，杜月笙想让傅掏这笔钱。傅筱庵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放贷。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茂新面粉厂，从一厂到十厂，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之后又创设“福新”面粉一厂至十厂，可见实力雄厚。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利用掌握的黑社会势力，勾结当局权贵，得以“出奇取胜”。

大漠

杜月笙首先以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氏兄弟手中挖了过来。王禹卿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个面粉厂，被称为“面粉二王”。当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这两派。荣氏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杜月笙的得力助手杨管北祖上在扬州、高邮一带开设面粉厂，与三省面粉业公会有密切渊源。1931年国民政府实行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同业公会活动。随后，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甚好。结果，杜月笙的呈文被一级级顺利通过，各厂商对杜月笙感激不尽。此后，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荣宗敬等便受到猛烈抨击，杜月笙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杜月笙当上了许多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董事、理事，但他并不满足。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个很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按纱布交易所章程规定，只有该所经纪人才可入场交易。杜月笙不是经纪人，他就派徒众趁该所交易闹猛之际，混在场中叫买叫卖，使秩序混乱不堪。交易所以暂停交易来对付这批流氓，杜月笙便指派徒弟陆杏生率领徒众守在该所附近，停业时走开，再开业时又回来，闹得该所无法营业。而公共租界捕房早与杜月笙串通一气，对交易所打去的电话回答说：“捕房只管屋外纠纷，你们场内纠纷，我们管不着。”一些理事终于认识到斗不过杜月笙，只得请他帮忙。杜月笙乘汽车来到该所，对那批流氓装模作样地呵斥几声，顿时交易所秩序井然。当年下半年理事会改选，杜月笙被选为理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张啸林当选为监事。杜、张的名分股，都由纱布交易所的大股东吴瑞元送上。嗣后，纱布交易所又经历了一次风潮，杜月笙最终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理事长的宝座。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大生觊觎之心。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杜月笙经过再三盘算，决定将王晓籁作为他的替身，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关系较多，被虞洽卿引为心腹。杜月笙对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当时王晓籁任鱼市场总经理。杜月笙在渔民和鱼行经纪人中煽动起反对王晓籁的风潮。王晓籁在社会下层没有依靠，被迫向虞洽卿请求辞职。当虞洽卿请王晓籁推荐继任人时，王曾气愤地说：“杜月笙！”杜月笙看到“打”已取胜，又转向“拉”，他答应王晓籁留任。王晓籁喜出望外，以后便逐步靠拢杜月笙了。杜月笙在鱼市场有了股份，被推为董事长。之后，杜月笙又着手拉拢市商会关键人物之一的骆清华。眼见旧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边，虞洽卿也去意渐生。在杜月笙的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加言听计从。
　　杜月笙是旧上海有名的工会“领袖”，这一点说出来让人吃惊。不过这里的“领袖”二字当加上引号，因为他是一个表面上处在超然地位的劳资纠纷的热心调解人，自己绝对不去当什么工会领导人的。但当时上海几个大工会的领袖都是杜月笙的门人，所以称杜为工人领袖也不为过。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的地盘。邮务工会的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年轻有为，非常精干，是上海的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杜月笙从别人口中听到陆京士，非常欣赏，派人去找陆京士，说是杜先生想结识他，请他得空来一趟杜公馆。陆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权势熏天的杜月笙青睐，惊喜过望，有点受宠若惊，连忙登门拜访，杜月笙对他大大夸奖了一番，更让他感激涕零。于是，陆京士顺势提出拜杜月笙为老师，杜月笙连声满口答应曰好，这样，陆京士笼络了自己一帮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人合计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通好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五十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的一帮最大势力。其中，有几个秘密公产党员，如出身邮务工会，1932年当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的的朱学范，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上海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如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出身工运后来到市党部管工运并在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长的陆京士和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等等，杜月笙一出面调解，当然大家都得给他面子，因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朱学范等人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朱学范等人手下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当政机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他好面子，自以为在上海滩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觉得自己说出去的话各方面都应该接受，听他的话，不然就是塌他的场。所以，朱学范等人组织罢工的时候，事情弄僵了请杜月笙解困，工人一边一般都是扯顺风帆，先做一些让步，给杜月笙面子，这样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资方给他面子，做出一定让步。比如有些工厂倒闭的时候，工人要求三个月的遣散费，资本家不肯，一般他跟工人说，某某老板工厂关门了，生意都做不成，经济困难，现在的确拿不出钱，但是工人要求三个月的遣散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吧，老板拿不出钱来，他出两个月的遣散费好了，我出一个月，你们也不要难为人家了。有时候他干脆越俎代庖代表资方答允工人要求。他的口头禅是，某老板不拿出钱来，我出钱，我说话算数。一般情况下，他说得起这句话，因为一般的资本家都不敢不承他的情。但有一次，他调解法商电车公司的劳资纠纷，工人依了他的条件，可法商电车公司后台是法租界当局，不买杜月笙的帐，杜月笙就只好自己掏腰包安抚工人了。但这样的情况很少。
　　 杜月笙在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的势力也是盘根错节，树大根深。杜月笙一度是上海两大报馆《申报》和《新闻报》的董事丈，还是《商报》、《中央日报》等十一家报馆的董事长或董事、常务董事，所以杜实际上控制了上海的新闻舆论界。《新闻报》的编辑唐世昌，是他在新闻界收的第一个徒弟，以后上海滩上不少著名报人也或明或暗投入他门下。这些人依附杜月笙后，不但职业有保障，而且每月有津贴，据说津贴数额还不少，按当时币值，将所得津贴存入银行，一年可买一辆轿车。然而，吃新闻饭的人也等于吃杜月笙家的饭，所以不给杜月笙面子的话，也就饭碗不保。当时的上海，虽然报馆林立、文人丛集，表面上看来新闻界百花齐放，光怪陆离，然而，大小报纸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绝对不能说“杜先生”不乐意听的话，于是许多重要新闻，甚至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只要杜月笙“闲话一句”，往往会忽然不见。靠此力量，杜月笙帮助了不少达官贵人抽调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当然谁收他之益，也就得受他所制了，他通过这个途经又结识了一大帮上层人物。总之，在上海的舆论界中，没有杜先生抹不平的事情。
　　 杜月笙作为上海清帮首领，是跻身金融、工商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清帮其他上层分子在这方面也不逊色，如金廷荪开设治茂冷气公司，同时又是黄金大戏院和逍遥池浴室的老板；马祥生是雪园老正兴和聚商楼等菜馆和金门大戏院的老板；高鑫宝开设了丽都花园舞厅；谢葆生开设了卡德浴室，同时又是仙乐斯舞厅和大舞台的老板；芮庆荣在虹口开设旅馆、舞厅兼备的月宫饭店，又是新光大戏院的经理。在上海清帮广泛向工商界跨进的同时，一些工商界人士为求庇护，主动向清帮首领送上“干股”，有的还加上一张门生帖子和丰厚贽礼，充当门徒。杜月笙的“恒社”是他的清帮弟子的核心组织，以1934年《恒社社员录》中324名成员的职业为例，在金融、工商界者有144人，约占44％；其余则分别在军、政、警、文化等各界。
　　

大漠

蒋介石的夜壶”
　　
　　 蒋介石用不用夜壶，这倒无从知晓。这里说的蒋介石的“夜壶”，是出自杜月笙的一句“名言”。他说蒋介石待他，就像使用夜壶一样，言下之意，蒋用他的时候急急忙忙捧住，不用的时候往旁边一丢，还捏住鼻子嫌臭，从不会摆到光亮的地方。此论真的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见杜月笙深思熟虑，决不是一般的帮会流氓可比。他有眼光，对政经大势看得非常明了，所以他能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四两拨千斤，非常娴熟地将不同的力量化为己用。比如，他为戴笠的军统“鞠躬尽瘁”，万事都愿帮忙，简直好得不分彼此，正因为两家“不分彼此”，所以戴笠的强大势力都可以变为杜月笙的能量。又如杜月笙和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领袖的关系，杜月笙为这些人甘作马前卒，为他们保驾护航，做各种上不得台面的黑暗勾当，但通过为他们“鞠躬尽瘁”，杜月笙却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因为能够接近这些人，这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
　　 杜月笙当上蒋介石的“夜壶”，是从1927年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的。蒋介石的北伐军一进入江浙地带，就开始派杨虎、陈群等人联络黄金荣等帮会势力，以对付上海工人武装。1这帮人充当了镇压工人纠察队的打手，因此他们被讥为“虎狼成群”。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这件事，据说是发生在杜公馆，后来汪寿华是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活埋在枫林桥附近。在暗害汪寿华之后，杜月笙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了工人纠察队。手法也很巧妙：一帮青帮分子（他们中也有工人）假装和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则以第三方身份介入，要求双方都放下武器，于是工人武壮被解除，但青帮分子的武器很快物归原主。这时候，军方声称在工人纠察队中有北洋军阀的乱兵，因为发现他们有些人有北洋军队的肩章和军服。这是事实，但这是工人纠察队在上海起义期间缴获的战利品。于是军方以镇压北洋军阀残部的名义镇压了工人武壮。这个计谋，据说也是杜月笙设计的，可见他的确诡计百出。后来杜月笙对自己暗害共产党工人领袖一事讳莫如深，据说有两位记者试图报道这件事，结果两人连人带稿被灭掉了。上海解放前，杜月笙害怕共产党翻老帐，所以当黄金荣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他转往香港。为了“统战”，共产党在上海的统战战线负责人潘汉年托人带信给杜月笙，说共产党既往不咎，杜月笙还拿不定主意，在香港呆着就病死了。
　　 事变之中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建立的功劳不小，所以他们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和赏识。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召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到北伐军总司令部面谈，对他们温勉有加。蒋介石送了黄金荣一块纯金怀表，黄金荣宝贝得不行，平时舍不得戴，非得在节假日或有喜事的时候才亮出来。这时候，黄金荣看到自己以前的门生这么威风，得意非凡，但蒋介石现在已非吴下阿蒙，黄金荣很识趣地托虞洽卿将蒋介石昔日落魄时的门生贴退还给蒋介石，不敢再以老头子名义和蒋介石论班辈了。蒋介石收回这门生贴子之后，还是称黄金荣为老师，在他1948被共产党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上海，正碰上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亲自上门拜寿，还单腿跪地给黄金荣磕头，黄金荣感激得老泪纵横。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任命黄金荣、杜月笙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这虽是虚衔，但杜月笙觉得非常有面子。当聘书和少将军服送到杜公馆的时候，杜月笙很郑重地摆上香案，行三鞠躬礼。然后，他还特意穿上军服在屋里走来走去，满面生辉，顾盼生姿，还照了张半身像，将相片装框上架地挂在墙上。
　　 一直到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都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同路人，铁哥们。蒋第一次下台，住在上海杨虎的俱乐部里，杜盛情招待过他，据说还给过蒋介石钱。不过，杜自己对送钱给蒋的事，不敢谈起，别人来问，他也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怕蒋介石不高兴。蒋介石交代下来让他办的事，他会全力以赴地办成，而且对蒋有求于他，他感觉受宠若惊。当然，蒋介石对他也不错，他有事求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也轻易不敢回绝。杜月笙是个非常有分寸的人，一般的事情，他不去麻烦蒋介石，只有各种办法用尽都摆不平，而且那些通天人物都无法可想的时候，杜月笙会亲自出马去求蒋介石。
　　 一件这样的事是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这个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他叫顾嘉棠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 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国民党内部为此也大开骂战。杜知道追查下去，顺藤摸瓜会摸到他这里来，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请求不要再追查下去，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就此虎头蛇尾地收场。
　　 抗战军兴，杜月笙坚决站在蒋介石政府一面，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用行动向蒋介石交心交底。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１万多元买了１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而且，他送这汽车不留名，张发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汽车是杜月笙一人赠送的，直到杜月笙抗战后期来到重庆，经人介绍见到张发奎，旁人说张将军你现在正用着的汽车就是这位杜先生自己出钱送的，张发奎非常惊讶，也非常感激。这也是杜月笙为人的一贯风格：帮人忙、送人钱财，不肯自己直接出面，而是让别人旁敲侧击地透漏出去，这效果比起雪中送炭来又更高一层。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２０万只。８月１９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１５０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杜月笙还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７５００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１／６。
　　 当前线军情紧急时，杜月笙还亲自组织自己的门生参加战斗，他的部队称为别动队。１１月１０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有一位支队长战死得非常英勇，当他双腿被炸断以后，还匍匐在地上投掷手榴弹，最后手榴弹没了，还抱着日军一齐滚入苏州河。然而，这支别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甚至成了汪精卫的伪军。
　　 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要将这时候停泊在长江内的日军军舰封锁在内陆，然后遣空军全部炸沉，给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因为这时候日军还没有作出全面、持久作战的准备，他们以为这次战争还是“事变”，所以根本想不到蒋介石会主动出击扩大战争。而事实上蒋介石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了。这个计划的关键是用沉船封锁江阴要塞，密令下达之后，又是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偷偷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大半长江航道。然而这一秘密计划被一个汉奸黄秋岳（他本是一位著名诗人）出卖给了日军，使得日军趁着江面还没有完全堵塞的时候，连夜逃出长江，此一计划功败垂成。后来黄秋月被砍头示众，连带有十七位汉奸被枪毙。
　　 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当上海即将沦陷的时候，杜月笙考虑到自己从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到1937年全面抗战，自己都是站在上海社会各界抗战领袖的地位，日军恐怕不会放过他，所以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晚，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这一行动，是对蒋介石抗战政策的坚决支持，尤其是当虞洽卿、傅筱庵、黄金荣、张啸林这些上海头面人物都不肯离开上海这个安乐窝的时候，更显得杜月笙的支持可贵。
　　 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他为蒋介石立的一大功是将汪精卫手下两位大将高宗武和陶希盛拉过来“反水”，而且让他们偷出了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的绝密文本，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出来，让汪、日秘密交易曝光，显出了汪精卫的卖国嘴脸。杜月笙做这事非常机密。先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从留沪门徒徐采丞处获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后，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返港后杜与高、陶代表黄群接触面谈后再次飞抵重庆向蒋汇报，请示机宜，１９４０年１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离沪赴港。不久陶希圣滞留在上海的３个孩子亦经杜月笙、万墨林的筹划抵达香港。
　　 杜月笙安排自己的门生留在上海，支持戴笠的军统“锄奸”，为此他的手下也做出了不少牺牲。比如他的总管万墨林就被７６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在牢里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到医院里躺了将近半年，吃了不少苦头。但万墨林没有吐漏任何重要信息，也算是一条硬汉，为杜月笙挣足了脸面。而杜月笙另一位手下杨渔笙（曾是杜多年的帐房）在这一段时期表现软弱，不敢为抗日卖命，杜就看不起他，觉得他塌了自己场。有一次杨渔笙偷偷跑到香港，想求着杜月笙让他在香港“抗日”，杜月笙不答应，非得让他回上海，杨跪求，据说杜月笙踢了他，说以后不要再来见他！从这些事情来看，杜月笙抗战不是做花架子，而是真的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尽了自己的全力来做。
　　１９４２年３月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军逮捕后，杜月笙均尽全力打通关节进行营救。吴开先承认，杜月笙为了营救他“个人耗费三百万元以上”……万墨林和吴开先两人最后都是日本军方同意释放的。日军之所以忽然主动放人，是因为他们这时候知道杜月笙可以和蒋介石单独联系，而日军正想和蒋介石讲和，所以以释放杜月笙手下来向杜示好。在这一段时期，蒋、杜关系非常密切。
　　 只有杜月笙在香港沦陷转到重庆后，蒋介石开始渐渐对杜有所不满。有几件事情杜月笙做得让蒋介石很恼火。其中一件是轰动重庆的“黄金案”。
　　 当时国民政府深受通货膨胀之苦，为缓和通胀，搞了黄金储券，以六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说明购买这种券的，不论将来币值有何变动，到期可兑到黄金。但到了抗战胜利之前，国民政府实在无力支撑了，所以大约在1945年3月底，孔祥熙召集了几个机要的部下商议，决定翌日起，黄金排价由每两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但孔祥熙自己是最大的蛀虫，想趁机捞一把，他安排心腹提前囤积了大批黄金，因为和杜月笙关系好，照顾一下他，也将这个消息透漏给杜。也有人说是孔的心腹透露的消息，孔本人没有打算泄漏机密。于是杜月笙的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和他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前往抢购。连杜的司机、保镖，也购买了几十两。当黄金涨价的消息传出，有人知道杜月笙等人提前得到信息，于是舆论大哗，一片叫骂之声，蒋介石迫于压力下令彻查，结果把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扣押。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得力弟子，一直追随左右，在香港时，就被派在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这次，他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一，据说，是他泄了密。当时，市面流言，说法院公审时，将传杜到庭质询，但终久未成事实，因为杜月笙在后面使了手脚。这件事虽然摆平了，但蒋介石对杜月笙的好感也打消了大半。
　　 当蒋介石开始厌恶杜月笙的时候，杜月笙也开始对蒋介石怀着戒心了。有一天，孔祥熙邀杜月笙、范绍曾和杨虎三人去孔家吃饭，饭时孔祥熙告诉他们，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洪帮头子压一压。孔向蒋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蒋不说话了。但他后来还是枪毙了一个四川袍哥首领程泽润。他是兵役署署长，原因是蒋介石看到了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他认为新兵还没上战场就被折磨（饥寒交迫，因为当时克扣军饷成风）至死，此事万难忍受。杜月笙听完孔祥熙这一席交心之谈，当时隐忍不发，到离开孔家后就显出他所受刺激之深了。路上他对范绍曾和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他估计到蒋不会杀到他的头上来，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已经赶到寒心了。

大漠

抗战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１９４５年４月杜月笙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命其驰赴东南，预为布置，准备接收日伪控制的上海等地区。杜月笙于是赶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军登陆，为国民政府再作点贡献，以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离沪，他的人马分化极大，再不趁早收拢，胜利之后很难在上海重新叱咤风云。然而正当杜月笙匆忙行动，急欲有所表现时，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这么快，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当然最意外的是蒋介石。现在的蒋介石早已不是当年混迹上海滩交易所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瘪三，而是堂堂国际四大强国的领袖之一，是全中国的民族英雄，是掌管中国命运的救星，他正踌躇满志，气朗神清，开始注意自己“国际领袖”的风仪和做派。国际领袖当然不应该和黑社会分子称兄道弟，所以他现在觉得杜月笙这帮人成了衣服上的补丁：当年穷困的时候亏了这几个补丁挡风遮寒，现在阔了，再穿这件补丁衣服就配不上自己的身份了。
　　 1945年8月28日，杜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他很久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因为怕别人联系到蒋介石的流氓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上海市长这样一个职务对他最适宜，希望蒋介石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拥蒋的功劳，能把这一职务给他，加上孔祥熙对他的极力支持，他以为很有把握。结果，蒋介石却发表钱大钧任上海市市长，杜非常失望。后来成立上海市参议会，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当个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但蒋却放出话来，希望让CC系的潘公展当选，杜气得只咬牙。其实，杜月笙这时候的确是想学好，想洗刷自己身上的污泥，愿意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他之所以打入工商、金融各界，之所以做各种善事，之所以一心抗日，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真正成为绅士，让自己光明正大走上前台。通过多年的努力，他做到了一般绅士都做不到的事情，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他现在缺的，就只一个“国民政府”给他的名分。如果他当上上海市市长，他就得到这个名分，彻底成了“体制内”的人，就像当年蒋介石从一个青帮最低级的瘪三上升为国家最高领袖一样，杜月笙也将从上海滩最脏的泥潭中爬出来，成为上海滩的最高领袖。凭他的手腕和气派，他做起上海领袖来未必比那些官僚差，至少他不会借机贪财。但是蒋介石不敢给他这样的机会。蒋介石的传奇是属于他个人的，他不会让别人来复制他的成功。在政坛发展的计划搁浅之后，杜只好改变口气，大谈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是个人生平宿愿”来为自己解嘲。
　　可是，国民党中有一批后起之秀却不答应他这么“轻松”退却。他们这批人和老蒋的流氓出身不同，都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甚至还喝过洋墨水，他们有着改造党和国家的热情，现在渐渐冒头，欲有所作为。这批人的首领就是蒋经国，他周围笼络了不少有才干、有热血的青年，欲荡除国民党根深蒂固的腐化，他们对杜月笙这种从黑社会爬出来的“闻人”向不拿正眼看，所以他们欲改造国家和党，首先就把杜月笙来开刀。
　　 很快，杜月笙就被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开了两刀：一是宣铁吾和杜月笙“斗法”，一是蒋经国上海“打虎”。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他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铁吾和陈兆龙、张秋人等过从甚密，曾一度加入过ＣＰ。１９２４年，黄埔军校成立，宣考进军校，为第一期学生。黄埔学生中有左倾的“青年军人革命同志会”和右倾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宣铁吾进黄埔后，思想即逐渐倾向于后者。当时，蒋介石和蒋经国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为表现忠诚，又升为侍卫长。在黄埔这段时期，宣铁吾和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似为莫逆之交，直到１９２５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
　　 抗战期间，浙东尚未沦陷时，蒋经国在奉化溪口旧宅读书，由马公愚讲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铁吾经常往访，作彻夜长谈。时宣铁吾已是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的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成为身兼数职的浙江屈指可数的红人。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宣铁吾对蒋介石忠诚，与蒋经国的观点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颇得蒋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
　　 接管上海前，蒋介石钦点由宣铁吾担任警察局长一职蒋介石所以这样信任宣铁吾，与蒋经国的推荐和促成分不开。宣上任后，就提拔不属于中统、军统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俞是奥国留学生，为中国甚少的警察法学博士）；宣的亲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别任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但为了敷衍戴笠，也录用了一些军统的人，如张师、张达。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果然，杜月笙几次请宣铁吾吃饭，宣都不出席。杜月笙有苦说不出，只有等着挨人家耳光。
　　第一记耳光是宣铁吾将杜月笙的心腹万墨林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扣押起来。内战越打越烂，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上海的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之为“米蛀虫”（当时广播电台有个说滑稽相声的发明出来的新词），万墨林为上海“米业公会理事长”，宣铁吾认为他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当然首当其冲地被宣收拾。其实谁都知道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扣押万墨林就是敲山震虎，给杜月笙难看。
　　 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宣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并招待记者，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虽心中恼火，但不动声色，暗中操纵着各种关系来解这个套。直接从宣铁吾那里着手是不可能了，杜月笙买通宣的手下，偷偷为万墨林办了保外就医，宣铁吾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个消息的，大为光火，但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纯粹是杜月笙等人作假做出来的“病”。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继宣铁吾不买杜月笙的帐以后，有一位比宣铁吾来头更大的蒋经国也来到上海拿杜月笙开刀。蒋是来平抑物价的，既然杜月笙兼着这么多行业商会的会长，蒋经国当然以为是杜月笙在扰乱市场。尤其是当时通货膨胀厉害，外币被炒作得越来越高，而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蒋想只要抓住杜月笙杀鸡骇猴，上海滩上应该不会有人再捣乱。其实他不知道，这时候杜月笙远不是上海投机的主要力量。不过当时上海投机成风，杜维屏也不免跟风，计划将港币４５万元，私自套汇外流。这个消息给蒋经国知道了，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为了掩盖投机真相，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漏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
　　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杜月笙这个面子丢得太大了，是他成名以来从未有过的“跌霸”。杜月笙听到儿子被扣的消息，差点气死了，一连好多天起不得床。有一次范绍曾去看他，他气愤到极点地对范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范绍曾从未见过杜月笙如此激动。杜月笙在床上喘气喘了好久，又叹了口气说：“现在租界没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抗战期间，原来的盟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签订条约，将外国租界归还中国，至于法国和日本租界，随着战争胜利，当然被国民政府接收。只有臭名昭著的英国还强占着香港不还。杜月笙不愧是一个战略家，他明白自己的势力是在租界，而且他之所以在租界能够建立起如此大的势力，是因为一方面租界的外国当局对租界的管理、控制不能“生根”、“落脚”，他们必须倚靠能够实际控制租界的力量来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国民政府的势力也无法进入租界，所以留下一个权力中空，而他杜月笙就是利用这个权力空隙成长起来的第三方势力。现在租界一撤销，国民政府可以直接掌管原租界的所有事务，已经没有必要再借重杜月笙了，蒋介石在租界连卫兵都不许带而要杜月笙护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蒋经国、宣铁吾收拾杜月笙，杜月笙现在只能逆来顺受。
　　 事实上,在这次投机风潮中，杜月笙并没有兴风作浪，他这时候还在一心帮蒋介石的忙。1948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得厉害，蒋介石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曾几次给杜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对此事非常重视，找了不少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一个平抑物价。减少游资 的方案：国民政府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杜研究出这个方案后，很得意地向蒋汇报，孔祥熙也认为这个办法行得，南京政府又征求了不少专家意见，其中多数持和杜相同的看法，于是蒋介石下定决心出售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不料，所有抛售的物资一经抛出，立马被买家吃进，抛多少吃多少，抛售的物资相对于市场吸纳能力简直是杯水车薪。原来这个政策刚一制定，南京政府内就有人透漏出消息，于是从南京赶过来一批批投机商人，全是携带现金从上海购进被抛售的物资，一车车运往内地，。他们的实力比起上海本地的投机商来只大不小，所以通过抛售物资平抑物价的办法失策，国民政府现在弄得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这是政策制订者始料不及的。蒋介石固然没有想到，杜月笙就更是惊异不已。蒋介石以为这是杜月笙和投机商串通了来给他下套，心中怒火万丈，难以止息。所以当蒋经国“打虎”打到杜月笙头上，蒋介石也不出来说句话。而杜月笙这方面，则是又委屈又恼火，也窝囊得很——本来是全心全意帮忙的，结果忙没有帮上，反倒惹上一身臊味，引火上身了。他对蒋介石翻脸无情的作风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了。
　　杜月笙身上始终有一种光棍汉的泼皮精神，有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狠劲，一旦将他逼到墙角，他会全力反击，不管对手多么强大，他绝不会坐以待毙。当蒋经国给了他响亮的一记耳光之后，他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借机使出了一记漂亮的反勾拳。一次，蒋经国又召集上海绅商各界头面人物来“训话”，警告他们配合国家政策，话没落音，杜月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说：“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对违犯国法之人，应该一视同仁。请您派人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正在那守着，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去开开眼界！我有病在身，恕不奉陪。”然后头也不回地缓缓步出会场，将蒋经国晾在当场，一时下不来台。但他既然已经将“打虎”的鼓敲得震天介响，这个面子一定得撑下去，所以不得不接招去查这个扬子公司。扬子公司是好查的？如果这么容易，杜月笙就不会走这一招棋了。
　　 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表兄、孔祥熙的大公子、有名的纨绔子弟孔令侃办起来的“黑公司”。这个公司之所以黑，是因为孔令侃利用他家权势什么非法生意都做尽了，还在抗战时就将美国援助中国的珍稀外汇挪用到美国炒汇，让美国人对中国的腐败大跌眼镜，他战后不光是炒汇炒股，还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已经到了目无国法的地步了。蒋经国当然知道这位表兄不是好脚色，但这次杜月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激他，他只得猛起胆子，派人跟着杜月笙的人去查封，果然查到扬子公司囤积了巨量民生物资，品种无所不有！这时候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看风头似乎有大义灭亲的决心了。
　　 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他连夜赶回南京，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火冒三丈，因为扬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龄的利益在里面，这样扯出萝卜带出泥，空宋两家声誉全都完蛋，于是马上赶到上海，和蒋经国吵了起来。蒋经国梗着脖子，一定要继续查办，最后宋美龄狠狠说：“这件事你不许再动！我现在就找你父亲，等他回来再作处置。”然后急电蒋介石召他到上海，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必须面商。宋美龄走后，有人向蒋经国建议，应该当机立断、先斩后奏，蒋经国犹豫，结果蒋介石从国共内战前线惊惶失措地回来，还没有下飞机，宋美龄就摈弃所有人，登机向蒋介石讲明事情经过，当然是一面之词。于是等到蒋经国再觐见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说，他老爸就说：“令侃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再查了。”根本不容他分辩。蒋经国一肚子苦水，只能横眉怒目，忍恨吞声地回去收拾烂摊子。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于是一场“打虎风波”就这么草草收场。
　　

大漠

杜月笙过着日进斗金的生活，也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1931年杜氏家祠开祠典礼，是百年来上海空前绝后的奢侈典礼，也是杜月笙豪奢作风的经典写照。杜月笙花钱真的做到了“如流水”，若不信，且来看杜月笙在春节发压岁钱的场面。
　　 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田洪元就给他预备“红包”两千个，每个两块钱，这是给一般司机，仆役和巡捕等等人的，另外，还预备好两百个金“四开”（金币），是给朋友、徒弟们带同前来拜年的小孩子们的；还打了五十个金洋钿，这是专给干儿子、干孙子们的。除夕之夜，杜洗好澡，一切准备齐全了，第二天早晨起，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大概坐汽车来的，每一汽车连保镖都要打发三四个“红包”。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没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还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来成群结队地拜年，也是每人给一个红包，大概不到年初三，两千个红包就发完了，总是还要叫田洪元补送八百来个，才能应付得了。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黄金荣处他每年年关总得孝敬上万元，陈世昌处“规格”也差不离。
　　 粗粗一算，他过年的压岁钱每年就要花好几万元。一年总共要花多少？这个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说，除掉他大笔额外的应酬外，向各省军阀政要等送礼不算，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二百万元！
　　 他的钱从哪里来？第一当然是做鸦片生意，这是他起家的行当，也是他聚财的聚宝盆。三鑫公司每年的利润，估计有好几千万元，杜月笙当然抽大头。
　　 另外，开赌场也是他的一大财源。他自己不出面，让杜门大将顾嘉棠“抱台脚”，他的开山门弟子、号称“宣统皇帝”的江肇铭（因为他的确长得像宣统皇帝）等充当管事。
　　 再次就是包揽诉讼、绑票勒索。成名以后，这些属于“下三滥”事他当然绝对不“沾手”了。但不沾手并不是说他不从中赚钱。这些包揽诉讼的人，每得一笔钱照例都得孝敬杜月笙一笔，否则在上海滩“罩不住”。上海滩上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是杜月笙的座上客，但他每打一笔官司，如果是得了不义之财，肯定得和杜月笙分成。据熟知内情的人说，大概八万元的律师费，得有两万元进了杜月笙的公馆。当然，杜月笙会“返利”回去——过年过节，对章士钊这些门客兼智囊，总有一笔不菲的厚礼。
　　 杜月笙敲竹杠很有技巧，体现了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和雅致。1930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各界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当时轮船业中有个华新公司是富翁黄振东的独资企业，一向与日本的轮船公司山下株式会社有业务往来。华新公司从海外运糖进口，他们的货物来源既有东南亚的，也有日本的。当时的抵制日货，雷厉风行，有被查处贩卖日货的，要被戴高帽子，牵着游街，一般没有靠山商人吓破了胆。这种场合，就给了杜月笙等人敲竹杠的机会，陈群和杨虎扮黑脸，杜月笙扮白脸，只要碰到了对象，总由杜月笙出来说情了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被敲诈的对象感激不尽。有一次“经济绝交大同盟”召集商人开会，黄振东也是被召之人，被召去的人都要在会上表明心迹，黄振东表明：“本公司从来没有贩运过日本糖，今后也绝不贩卖日本糖。”话刚说完，便有华新公司的职工当场捡出帐册单据，揭露黄贩运日本糖。证据确凿，黄振东被当场扣押，场面非常紧张。于是黄的家属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忙走通黄的结拜兄弟杨管北的路子来求杜月笙（杨是杜门“三杨开泰”的三杨之一），结果由黄振东捐助四十万元，杜月笙保释了黄振东。
　　 在黄振东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财产，由于黄振东的生意几乎全靠着和日本山下株式会社的往来，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干脆拜杜为师傅。当杜月笙的祠堂开祠的时候，黄振东还特别以十万元的代价，在江南造船厂定制了一艘华贵的游艇，定名“月宝号”，专供杜月笙游览浦江之用。黄振东哪知道，他的商务往来秘密，完全是他的结拜兄弟杨管北泄漏出来的。杜月笙出来为这些破坏抵制日货规则的商人担保之后，他们以后肯定可以继续和日本做生意，但别人若也来敲竹杠的话，就揽不下这活。经济绝交大同盟的尹志衡向别人敲竹杠，结果被警备司令杨虎枪决了。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兄弟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哪一路人干的，只要他“闲话一句”便可让人平安无事，但他却从来不肯轻易答应做这种事。一方面是不愿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别人以后对他不利，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勾结，影响自己名誉。但也有破例，有次法国领事馆的范尔迪先生携其女友（一位中国美人）去太湖游玩，结果被太湖水贼绑了票，法国领事馆大为慌张，他们知道杜月笙势力强大，连忙和杜月笙商量，让他去解救人质，杜月笙二话不说，去到太湖山寨，和山头老大一番交涉，分文不费把这对同命鸳鸯毫发不损地带了回来。法国领事馆对杜的本事刮目相看，非常赞赏。最重要的，这位范尔迪先生，在法租界服务有年，后来竟升任法租界领事，和杜月笙好得简直可以穿一条裤子。不过，杜月笙很少为绑票、勒索之事出头“讲斤头”，也许是因为这些“绑爷”有不少厉害脚色是他的门生吧。
　　 到他成为立足于工商、金融的实业界巨头以后，财源就更广了。全盛时期，杜月笙担任着企业、工厂、单位的董事长名义的，就有五十六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为可观，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就靠这些职位，他也进帐不少，一个董事长，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金或车马费之类，还有其他干股的红利等等受辱，算算这笔帐，他每月就要收进一二十万元。
　　 杜月笙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开。每次他要出去应酬，田洪元先把一叠庄票塞他袋子；里。譬如他到沙逊的华懋饭店吃饭，临走时就掏出几张庄票来分给侍役、电梯司机、看门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员临走时，总要到杜处辞行。杜一听到“某某局长看你”，就从抽屉里抽出庄票，袖着去会客。多则万元，少则三、物千元，看来人的声望、地位与和他的情谊厚薄而定，杜对来人婉转其辞，作为程仪致送。
　　 杜月笙是个挥金如土之人，他肯用钱去收买人心，会用钱去除难排纷。他每年要花一大笔钱买药到高桥故乡去施舍，冬天，则买棉衣去发放。夏天免费施送些“施德之痧药水”，还通过慈善团体施舍棺木。另外，他还在家门口给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点施舍，凡是来求告的，都要经万墨林等盘问属实，然后发给一个卡，凭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钱庄去拿几块钱，或者到菜市街协仁祥衣店去领一件棉袄裤或棉被。
　　 上海那时候有许多慈善家，其中真正肯花钱的却以不愿露脸出名的居多。他们露财之后，既怕绑票，又怕敲诈，谁也不愿花了钱反而自找苦吃。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存在这怕露财的心理，就给杜月笙这一类慈善家留下大大露脸的机会——他不怕露财，不怕出名，因为，上海滩谁敢来动他的歪心思？1931年国内的水灾严重，地区广，他便在各省水灾赈济会上大出风头，博得声誉上的转变。当年北洋政界的下野名流如许世英、王正廷、关炯之等，上海工商界的虞洽卿、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都参加慈善事业，但他们如众星拱月似的围着杜月笙办事，杜月笙的姓名从此就和这些出身绅商的名流联系起来，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广告不时在报纸上大幅出现。这就是杜月笙造成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鑫公司发的是什么财，上海的三尺童子都耳熟能详，于是多少人垂涎、觊觎。为了填平这些人的欲望，杜月笙便借助于手中的银钱。他将三鑫公司的钞票撒向四面八方。在他公司里“吃俸禄”的人士中，有：一、手中握有大权力者；二、各衙门中与之有关的部门，许多中西探长、探目，逢年过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三、新闻界人士；四、帮会首领；五、各路朋友；六、可能铤而走险，对公司构成威胁者；七、旧日友好。这些人，杜月笙无一不送一份“俸禄”，这叫“破财消灾”或“广结善缘”。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不同。当时，上海滩上流传着这么几句评语：“黄金荣爱钱，张啸林爱打架，杜月笙则会做人。”那些直接为三鑫公司效力的人，从淞沪镇守使到各级衙门，每一个人，按照盈余数字，分派好“红利”、“俸禄”标准，一年三节，届期结帐。于是达官贵人、地痞流氓、巡捕军警、散兵游勇，人人都得好处，个个皆为他卖命效力。
　　 在重庆的时候，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将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月笙。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三百万。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与之相比，同为三大闻人之一的黄金荣之作风，就显得有如小丑了。黄以势利眼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尚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了，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
　　 从上面杜月笙的“关系户”之广，可见他手面很宽，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他送礼送得也很文雅，让人看不出粗俗的痕迹，决不效“范进中举”之后胡屠户送上一堆肥腻腻猪大肠一般地显山露水。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他又买了一架飞机送给他。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希罕的事，所以这事一下子成为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杜月笙又风光了一把。他送给人的飞机，命名为“月文号”和“月辉号”，大概寓意自己翱翔九天、青云直上的意思吧？其他象送人汽车、小老婆，更是平常事，不少党国要员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汽车等物。
　　
　　 杜月笙是个“文雅”的人。这一点从他的外貌、风度就看得出来。
　　 “他身形瘦削，溜肩膀，两只长胳臂毫无目的地摆动着。身子上穿着一袭弄脏了有污点的蓝长袍；一双平脚踏着双邋遢的旧便鞋，没有下巴颌，不过耳朵倒挺大，象蝙蝠的耳朵，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排大黄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他拖着脚步走过来，不时无精打采地左右转动头，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后面。、、、他把一只毫无生气的冷冰冰的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有五个沾满鸦片烟迹的两英寸长的灰爪子。”这是 46岁的杜月笙，在一位外国女记者笔下的杜公馆的主人。不过这位女士也许是对有关杜月笙“残忍”的故事听得多了，初次一见到杜月笙，居然看到了他“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其实，从面子上看，绝对看不出杜月笙是个“冷酷残酷”的人。
　　 杜月笙平日不发病时脾气很不错，对待左右，不打不骂。他与万墨林、郁咏馥（为杜烧鸦片烟的随从）三人，在没有外客时，大家海阔天空，乱拉乱扯。杜市面做得很大，交游广阔，一天到晚，应酬极忙。有人说他烟铺上挂有一块水牌，开列着一天中该区应酬的人家。其实水牌是不挂的，每天由帐房把接到的请柬帖子排一排队，按着主人的地位与情面大小，分别轻重先后，列成一表，给杜过目后，通知司机、保镖等人，照单行事。
　　 杜会客时，先是侧耳倾听对方的话，等到人家讲完，才沉思一下，启口缓缓说上几句。妙在要言不繁，语中肯綮，叫听着动容。有人说他福至心灵，其实这是他做人的诀窍之一。他本来胸无点墨，说话不会有什么文绉绉精彩之处，而且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所以事到临头，他只拣自己想明白的说几句，说在要害出，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大家都知道杜月笙不说则已，一说必有道理。
　　 当他在社会上渐渐有了点名声后，为了想与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过去那种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不得不改变一下，而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为了学绅士模样，他很是下过一番功夫，最初很不习惯，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合露面，甚至大热天在家里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这么打扮。

大漠

他说话一向不急躁，以后更装得斯斯文文，在公开场合和交情不够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随便多讲话的，以免露出马脚。故初次和他见面又不了解他出身的人，是一下子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的。
　　 自从杜月笙当了几十上百家企业的董事长以后，对自己的姓名杜镛两字，早晚勤练，居然写得笔笔着实，象模象样。签名签得多了。格外熟练，倒也有飞舞动人之势。他这文雅的名字杜镛还有个来历。
　　这个名字是民国伟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给他起的。杜月笙怎么和章太炎攀上交情的？有人说章先生晚年索居苏州，虽名声在外，但经济上并不宽裕。某回，章的侄儿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葛，就求助于章太炎。章太炎在当时虽只是一搦管书生，但因为是革命元勋，毕竟也有些影响。可他所擅长者也不过是在文坛舞墨、学界耍刀，要他“春秋折狱”或许他还能稍尽绵薄，要办这种“缠讼”的事情，只好徒呼奈何。他情急之际便修书一封致杜月笙，恳请其援手。杜阅信后大喜，顿生“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豪迈，不仅鼎力相助，搞定此事，还趁机亲赴苏州，登门拜访，向章“汇报”此事经过，末了在茶几下放一两千元的银票，算是孝敬。章老先生自感佩不已，对杜的热肠侠义大加赞赏。此后杜“孝敬”不断，见面礼越来越重。两人的关系也日益“铁”了起来。对于这一章、杜订交的缘由，章氏的后人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因为章氏根本就没有什么与人争房产的侄子。但章太炎后来不惜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亲自为杜月笙修订家谱，这件事也足以证明两人非泛泛之交，至于两人缘何结识，倒并不重要。
　　 有一次，杜月笙和章太炎座谈，不知怎么说到了杜月笙的名字（其时杜月笙还没有改名，还叫“杜月生”）。章太炎谈锋正健，说君家这姓还有些来历，只这名字有些不够雅致。杜月笙不以为意，反而趁势很诚恳地请章氏为他重新起个名字。章太炎对所有经书典籍都烂熟于心，念头一转，马上接口说：“东方之乐曰笙。《周礼•春官•眠瞭》上说：“凡乐事，播镛，击颂磬、笙磬”。郑玄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然后，章太炎很得意地说：“杜先生，您的大名应该叫‘镛’，再在您的‘生’字上加个“竹”字头，月笙作号。这样，一面保存了乳名的原音，一面又寓有发扬光大的意味，典雅不俗。您看看可好？”杜月笙一听，喜得合不拢嘴，连声说好。这个名字，的确无懈可击，既典雅庄重，又渊源古拙，还切合杜月笙的出生来历，没有比这更妙的了！从此以后，凡是公开正式场合，他都用“杜镛”两字签名。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法租界当局公布华董的名字，写的便是“杜镛”。不过，私人用章，仍是“月生”，因为他身边常挂着一颗黄金小图章，长度不满半英寸，镌着“月生”两字。
　　 他这个名字到了他举办恒社的时候，又派上用场了。
　　 1932年11月，杜月笙在陆京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等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恒社，这是一个俱乐部形势的帮会组织。会元平时在俱乐部（有固定会址场地）聚会，吃喝玩乐、聚谈商议，来的人都是杜月笙的门徒。之所以成立这个组织，是因为杜月笙觉得，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已经不适应广收海内“英雄”的需要，也限制各式“英雄”投奔门下了。他在此之前收徒弟，已经改变了很多原来青帮收徒的“繁文缛节”，但他觉得要笼络一批有地位、有知识的心腹，光用青帮还吸引不了人。
　　 恒，是取义于古书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隐隐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也以他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典范”的意思。社名则是陈群给起的。另外还制定了一个社徽，中间是一个斜月和一个大笙，四周有十几个繁星环绕，“众星拱月”的含义就更清楚了。陆京士、洪雁宾（宁波实业银行经理）、周孝伯（律师）、蔡福棠（长丰地产公司）等人任该社常务理事，唐世昌（《申报》编辑）等为该社候补常务理事。构成杜月笙不断增长的权势力量的网络的各种线索，就汇聚在1932年11月成立的恒社中。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成员的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开放，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间，会员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较详细名单的402人中，多数为商人和实业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员，占24％；再次就是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等），占13％；数量最少的是工会（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工会）领导人，占6％；还有军官，占3％。
　　 恒社重要人物陆京士在恒社3周年纪念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了恒社作为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他说，恒社只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员必须为杜先生效犬马之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为它和上海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客、政府官员的联系，成了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私人组织。
　　 从恒社成立到1951年8月他死为止，杜月笙心目中认为最得力，可以重用，可以托以大事的徒弟，是陆京士。早年，陈立夫曾对人说，陆京士的忠于杜月笙，超过忠于国民党，这也可见陆对杜的态度和关系。所以，杜对陆言听计从，所有恒社的主要社务活动，重大决定，都是由陆参加的。杜临终前，电召陆京士到港面诀，他临终电召的门人只此一人。
　　 这个恒社，就是杜月笙一帮门徒寻欢作乐的场所。后来因为来的人品位杂陈，有的公然召妓，影响很坏，所以爱惜名誉的杜月笙就很少涉足这个场所了。这样秘密封闭的地方他都嫌玩得不放心，那他平时都在什么地方玩乐？
　　 说起来他的日常娱乐，他酒喝得不多，赌则是生平最喜欢的娱乐了，但他自以为有了身份了，不再和徒子徒孙们一起赌，也不在公开的赌场里赌。而是在自家公馆里召集朋友聚赌，这样外面的人就管不到了。
　　 杜月笙对跳舞兴趣不大，比不得虞洽卿、王晓籁和张啸林这些大亨乐此不疲。但杜是京剧票友，尤其喜唱《黄鹤楼》中的赵云，《落马湖》里的黄天霸等脚色。郑家木桥律和票房彩排时，他总要搭一脚，露露脸。逢到救济义演，有人去请他登台，他高兴时，也不推卸。有一次，闸北的王彬彦为慈善义演请杜去帮忙，每票售至五十元。有人说：“花五十元钱看杜月笙唱戏，其实不贵。他唱的戏在内行看来，固然不大象样，但他行头漂亮，在台上那一副做工与唱腔，看了管你笑痛肚皮，真不止值五十元钱哩！”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寿。杜和京剧界的关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戏两天祝寿，一时名角云集，轰动全国。一来到上海就给了杜月笙一个下马威的宣铁吾是个京戏迷，只要名角，无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这样的盛会，宣怎么肯放过？但杜月笙请他，他又不肯去。杜当然发了请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开出席，这个座位就只能空着。但宣却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然没有一个认得出是“宣司令”。（那两天演戏，宪兵从傍晚起就将南京路到北京路这一段封锁，只凭请柬入内）。中国大戏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竟掉下来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的座背上。这一 来，全场目光，顿时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下不了台，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无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都遭到宣的拒绝。
　　 有一次杜月笙出面募捐赈济水灾，举办赈灾义演，他和张啸林、王晓籁等人也登台客串，以资号召。他扮演黄天霸，张扮演窦尔墩。他刚一出场，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平日虽爱听京戏，小老婆姚玉兰又是名演员，长年还和一些京剧泰斗有往来，可是他自己却唱得非常蹩脚。张啸林刚一开口，假牙一下滑出来。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阵狂笑，张连唱词都忘记了。金少山在马门边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着一把茶壶给张送水，把唱词念给他听，这时台下有人在发牢骚说俏皮话了，还有人大声在叫：“梅兰芳的票才卖五元，‘莱阳梨’卖十元还这么开玩笑！”他的手下一听，抓起说这些话的人就痛殴起来。台上倒没有开打，台下却真的动起武来，打成一片了。
　　 杜月笙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不止是因为他娶了姚玉兰，还因为他后来又娶了京剧界中最为著名的女老生、京剧中余派的唯一真传弟子孟小冬，这是让旧上海人热羡不已的一件轶事。这件事颇为轰动，甚至几十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因为杜和孟，都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孟小冬曾经是梅兰芳没有上堂的夫人，而梅兰芳也是杜月笙的座上宾，关系非常密切。她比梅兰芳小13岁，祖父孟七是与谭鑫培同时代的著名文武老生兼武净演员，后从北方迁至上海。父亲孟鸿群工文武老生，她生在上海，受家庭熏陶，自小喜好唱戏，父亲看准她的天赋，打小就让她拜师学艺。她因聪慧，又下过苦功，年仅7岁就两次搭班去无锡演出。14岁时在上海乾坤大剧场演出。这期间，她不但应工老生，连武生也唱。18岁到北京后，拜陈秀华为师，专攻余派老生戏。至于拜余叔岩为师，得其亲授，那是1938年的事了。
　　 1925年，北京第一舞台有一场盛大的义务戏，大轴是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倒二是余叔岩、尚小云的《打渔杀家》，倒三就是孟小冬和裘桂仙的《上天台》，连马连良、荀慧生等名角的戏都排在前面，可以说这场演出对孟小冬来说意义重大。从此，她在京城声名鹊起，以后的营业戏卖座几乎与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相持平。
　　 也许是在同一戏台演戏多了，这两位名伶不久竟然成了一对鸳鸯，打破了伶界婚嫁的惯例——那时节，有名的女伶，嫁得好的，夫家不是督军就是省长，没有嫁到自家行当的。于是梅孟之恋成为梨园界里到处演绎的新闻。但其实，他们两人并未真的结婚，只不过同居在一起罢了。好梦难圆，不几年这一对神仙鸳侣竟又劳燕分飞了。
　　 原因据说是，梅兰芳听说在他访美期间，孟小冬身边另有感情介入。梅兰芳对孟小冬并未明媒正娶，孟小冬对梅兰芳也就不负有婚姻意义上的责任，这段感情遂告终结。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毓秀律师和上海的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给孟小冬4万块钱为赡养费。其实是梅兰芳访美的次年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她几万块钱。由此可见梅兰芳为人的厚道及情义。
　　后来孟小冬来到上海，因为她和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情同姐妹，姚玉兰就邀请孟住在杜家。据说姚玉兰在杜家诸妾中颇为孤立，因为杜月笙其他姨太太都是本地人，惟有姚玉兰是北方“土产”，所以她就希望孟小冬这个长期在北方的姐妹来说话解闷，或者作为闺中内争的奥援。不意孟小冬后来常常在杜公馆为杜月笙清唱，日久生变，竟又和杜月笙连到了一起，成了杜的最后一位“入幕之宾”。抗战胜利之后，杜月笙从重庆回上海，住在华懋大厦十八层，就是姚玉兰和孟小冬两位京剧界的名伶陪着他，真可谓“阅尽人间春色”，享尽齐人之福。最大的福分，当然是这两位夫人给他一人唱戏了。尤其是1931年杜氏祠堂开祠的时候，杜月笙遍邀天下名角，就缺了一位余叔岩和盖叫天，想不到现在余叔岩的亲传女弟子竟成了杜月笙的金屋娇人，竟日为他一人演唱，一身风骨的余叔岩不知会作何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香港，孟小冬随杜去了香港。杜月笙去世后，孟小冬在家收徒教戏，不再公开演出了，似乎有伯牙待子期之意，所以从此余派绝艺成了广陵散。她1967年秋移居台北，10年后并发肺气肿与心脏病去世。
　　
　　 杜月笙在解放前一意离开上海，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考虑。当时蒋介石一再邀请他去台湾，而共产党则透过不同的渠道告诉他，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杜月笙的决策是，上海不留，台湾也不去，先往香港避一避，看看风向再说。但他通过中间人向共产党保证，他留在上海的门徒，绝对不会搞破坏“新上海”的事情。其实杜月笙有一个秘密，他身边最为亲近的人也未必知道，那就是杜月笙长年和中共地下党的人有接触，甚至还保护、帮助过不少地下党人。他所操控的报纸，在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甚至冒着被查封的危险，登载了几条“新华社”的“反动消息”。他又在投机了，但他抱定主意，“小心行得万年船”，不敢留在上海孤注一掷。而他的老搭档黄金荣，现在已经八十高龄，再也不想跑路了。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似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其实他这时候正过着逍遥日子。因为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还论不到来专门“照顾”他，黄金荣也就过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到了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在“自白书”中，他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以八十老翁的残年，上海滩风光一世的黄金荣最后一次“跌霸”。
　　 此时在香港的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连听二遍，杜月笙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他悟到了什么？
　　 秘密就在黄金荣《自白书》的行文之中。原来，黄金荣写自白书时，不止一稿。初稿与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上海市档案馆，但内容有较大出入。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明察秋毫，将第一稿退回，责令黄重写。结果第二稿中，内容虽无大的变动，里面却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争取的一个统战对象。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临终之际，仍以葬回上海浦东故乡叮嘱家人。但等不到他落叶归根，他就已经陨命异乡，还死在了黄金荣的前面——黄金荣于是1953年发热病倒而不治身亡的，杜月笙则是1951年因哮喘病逝于香港。
　　 杜月笙的遗愿到底没有实现。他的灵柩后来移往台湾，葬在了汐止，隔着一条海峡，和他当年演绎龙虎风云的上海滩，朝夕相对。

青鸟的天空

TO：大漠 ，好长好长的帖子，记得你的那句话“不要画地为牢”，所以我把它放到了收藏夹，等空下来的时候慢慢看。